王光綸

我很幸運，從1963年清華畢業後不久就跟隨張光鬥先生工作。在近50年的伴隨中，先生教育我如何做人、如何做學問，言傳身教令我受益匪淺。記得先生經常對我說，做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愛國，要熱愛辛勤養育自己的老百姓。先生在這方麵身體力行，確實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先生1934年自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即考取了清華公費留美生，先後在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水利和工程力學兩個碩士學位，隨後又順利獲得了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獎學金。

在美國求學期間，先生親身感受到因祖國積貧積弱而遭受的種種歧視：去租房，房東不給租，因為是中國人；去理發，鋪子不給理，因為是中國人；去飯店吃飯，不讓進，因為是中國人……直至晚年，先生對此仍然記憶猶新。與此同時，先生在胡佛水壩（Hoover Dam）、加州南部聖華金河穀（San Joaquin Valley，CA）灌溉工程等處的實習考察中，也深切體會到科技興國、水利報國的重大意義。

這些經曆從不同方麵激勵了先生發奮學習，報效祖國的決心和抱負。正如他在寫給時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彙報信中所言：“……美人對國人頗輕視……生隻能忍受，自加勉勵，埋頭求學以備翌日為國家盡力……”

赴美求學期間，先生一直通過各種渠道關注著祖國。當看到關於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勝利的報道時，當時還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他，就認為這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將會改變未來世界的格局，並覺得共產黨的很多主張是對的，希望國共合作，聯合抗日。他還曾應在國內的摯友顧德歡的要求寄去美金，資助他們籌辦進步刊物。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先生和海外學子們熱血沸騰，高呼抗日，每日聚坐，談論戰局。與此同時，先生也下定決心，放棄攻讀博士的機會，歸國報效。當時有許多人，包括先生的導師威斯脫伽特（H. M. Westergaard）教授在內，都勸他繼續留美完成學業，但先生的想法單純而堅定：“如果我國戰敗，我們在美學習毫無用處，現在應是報國的時候了!”

先生的赤子之心感動了之前勸留他的人，威斯脫伽特教授還特意給張光鬥回複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說敬重並理解他的愛國心，並且表示哈佛大學的門將永遠為他敞開，任何時候他想來都歡迎。

1937年7月，先生與雷祚雯等三位同學一起乘坐格蘭脫將軍號輪船回國，此後輾轉香港、長沙、南昌、南京、九江、漢口，經過整整四個月的顛沛磨難後，終於在同年11月抵達重慶，開始了他魂牽夢繞的水利報國事業。

回國後，張先生首先在四川龍溪河水力發電工程處任職水電工程師，他和老朋友張昌齡等一批同樣懷抱報國理想的年輕人們一道，先後設計了桃花溪、下清淵硐、仙女硐等中國人設計和建造的第一批小型水電站，為抗戰大後方的兵工廠雪中送炭，實踐了自己“實業抗日救國”的願望。

1947年底，美國聯邦能源委員會來華工作的柯登總工程師即將回國，他勸張先生舉家遷美，並答應代辦簽證、工作等一切事宜，同時承諾在美合辦公司等優厚條件，但被先生婉拒。他說：“我是中國人，是中國人民養育和培養了我，我不能離開我的祖國，我有責任為祖國建設、為人民效力。”

張先生教育我“做人”，使我感受深刻的另外一點就是無私奉獻。60多年來，張先生幾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的水利水電事業，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家庭犧牲。

1939年10月，他與從上海追隨他而至的錢玫蔭錢師母在龍溪河簡陋的水利工地上舉行了樸素的婚禮。師母懷孕後，為躲避日機轟炸，隻能住在防空洞中。中間由於工程緊張，先生不得不趕回工地處理工作。不料偏偏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師母分娩了，而且還是難產，很快她因血壓高而昏迷。助產婦沒有經驗，導致女嬰出生後窒息，還沒來得及睜開眼睛看看爸爸媽媽就離開了人世。先生為此十分難過內疚，深感對不起妻子和孩子，直到晚年仍難以釋懷。

張光鬥與夫人錢玫蔭早年合照

先生和師母一生伉儷情深，可是為了祖國的水利事業，夫妻總是聚少離多，隻能以鴻雁傳書來寄托相思之情。1943年，先生受委派準備赴美國學習大型工程建設，而此時師母恰恰又有孕在身。可是無論怎樣依依不舍，為了事業國家，先生還是隻能忍心與她暫別。

離家赴美後，先生幾乎每天都寫信給妻子，傾訴思念之情及旅途情況。對於先生的念妻之情，還有一個很好的佐證，那就是1988年美國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曾轉載過一篇《孫運璿的實習日記》（孫運璿後曾任台灣行政院院長——作者注）。文中寫到，1943年3月孫運璿與張光鬥結伴赴美期間，他在其日記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多時不能入眠，光鬥兄伉儷之情甚篤，我則思念伯師，衷曲莫訴，二人同室，輾轉反側，可笑亦複可憐也。”足見先生思念妻子之心情。

先生的第二個孩子是他心頭永遠的痛。當孩子於1943年10月出生時，先生尚在美國。當他收到師母來信，告知生了一個兒子、母子都平安時，欣喜之餘的歉疚無疑又增加了一分。這樣的時刻，自己又一次沒能在身邊親自體貼照顧。先生隻能以每天寫信的方式安慰師母，並寄去魚肝油丸，作為給孩子的滋補。

分別兩年後，先生終於和家人團圓，此時他們的兒子已一歲半了。父子第一次見麵，先生興奮地抱起兒子想好好地親熱一下，但孩子認生，不讓沒見過麵的爸爸抱，嚎啕大哭，轉身投入了媽媽的懷抱，張先生隻好苦笑。那天晚上，兒子大哭大鬧不讓父親進房門，先生無奈隻得在街上溜達，直等到兒子入睡才回到房裏。

是啊，一歲半的孩子哪裏懂得父親為了國家建設需要所付出的個人犧牲。先生和師母為兒子取學名元正，意思是要為人正直，乳名叫華華，愛我中華的意思。

1979年夏，先生這個唯一的兒子在北京突然病逝，年僅37歲。當時我正陪先生在葛洲壩工地審查設計，怕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對先生打擊太大，在回京的路途上出問題，不得不對他謊稱是學校要他立即回京參加重要會議。到家後，當得知兒子已經過世，他兩眼直瞪瞪地看著淚流滿麵、悲痛欲絕的老伴，一言不發地呆坐在那裏。可以想象，白發人送黑發人，對一位年近70的老人來說是何等的殘酷！

兒子去世後，先生從兒子的抽屜裏發現了一摞醫院開出的全休假條，兒子為了自己所鍾愛的航天事業，也和他一樣在忘我、拚命地工作，沒有休息！看著這些假條，想到今後再也不能見到他了，先生的心在滴血。

在追悼會上，先生執意要與兒子見最後一麵。當他被幾個人攙扶著來到兒子遺體前時，先生身體抽搐、欲哭無淚，幾乎癱軟在那裏，在場的人看到此情景無不為之動容。可即便是在這樣極端悲痛的情況下，為了對時不我待的工程設計負責，追悼會剛一結束，先生硬是熬了兩天時間寫出了一份上萬言的“葛洲壩工程設計審查意見書”，並讓我立即送交給水利部和長江委設計單位。這份飽含喪子之痛寫成的意見書，怎能不說浸透著先生對祖國無限忠誠、對事業無私奉獻的滴滴心血！

1939年下半年，由張先生作為設計校核人簽發的桃花溪水電站建成發電，不料通水後就發生了工程事故。檢查事故原因，是由於地質工程師繪圖出現差錯所致。這件事給了先生一個終生難忘的極大教訓，那就是設計者必須到現場親自了解地形地質條件，不能光看圖紙、聽彙報，要掌握第一手資料。

從此以後，先生給自己立下了一個“死規矩”，凡是設計一座水利工程或者要對一個工程問題做出判斷，必須親自到現場核查地形地質條件，掌握第一手資料。

20世紀80年代，在葛洲壩工地，為了檢查二江泄水閘護坦表麵混凝土過水後的情況，他堅持乘坐“沉箱”潛入水下親自查看。駕駛沉箱的工人師傅說，從來沒見過這麼大歲數的老人還敢坐沉箱潛到水底下來工作。

90年代，作為國務院派出的三峽樞紐工程質量檢查專家組的副組長，有一次在三峽工地檢查，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堅持從基坑順著腳手架爬到55米高程的底孔，檢查混凝土表麵的平整度。當他用手摸到表麵仍有鋼筋露頭等凹凸不平的麻麵時，當即要求施工單位一定要按照設計標準返工修複。

對於一位已近九旬的老人來說，爬幾十米高的腳手架，其難度可想而知。張先生個性好強，在腳手架上還不讓人攙扶，堅持自己走。我知道他當時已經精疲力竭了，因為他不時碰到我身上的雙手已是冰涼，艱難邁出的兩腿也已在微微發顫。在由底孔向下返回的爬梯台階上，為了怕他腿軟撐不住，滑下去，我隻好特意在他前麵慢慢走，擋著他。即使如此，他仍然還是堅持查看了兩個底孔。

年近九旬的張光鬥先生親自檢查三峽工地

回來後，先生對質量檢查專家組組長錢正英說：“我實在是爬不動了，要是還有力氣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檢查幾個底孔。”三峽參建者們聽到先生的事後莫不為之動容。時任三峽總公司總經理的陸佑楣院士，在談及此事時，甚至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他哽咽動情地說：“老先生為了三峽工程如此盡心，我們這些在第一線工作的人員怎麼能不把三峽工程做好呢！”

除去親臨現場外，對一般送給他審查的設計報告，先生也都認真閱讀，手持放大鏡逐行逐字地斟酌，並提出自己的書麵意見。九十多歲的老人仍然堅持自己動手用計算機打字寫意見書，有時因視力弱，看不清漢字輸入列出的同音字字形，硬是憑記憶去選擇數碼標示符。

先生曾說：“我是為人民工作的，我要對老百姓負責。”的確，先生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忠實地履行了他對人民百姓的承諾，也深深教育了我們這些後人！

張先生作為教師，在治學方麵也為我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從1949年先生到清華大學任教算起，六十餘載歲月裏，他始終堅持把教學放在第一位，注重人才培養。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對個人榮辱從不放在心上，但對學生卻嘔心瀝血，唯恐有失。

先生的治學態度十分嚴謹，即使工作再忙，認真備課這一環節也總是“雷打不動”，每堂課前總要編寫工工整整的教案，課上還總要介紹幾個生動有趣的工程實例。先生特立獨行的思維和開闊的思路令學生著迷，終生難忘。即使到了古稀之年，先生仍倡導給研究生開設《高等水工》新課程，並親自編寫講義，親自登台授課。

“做一個好的工程師，一定要先做人。正直，愛國，為人民做事。”這是先生對學生們說的最動感情的一句話，而這已成為他幾代學生的座右銘。

“一條殘留的鋼筋頭會毀掉整條泄洪道”，這句話先生講了幾十年，理論與工程實踐相結合是他教育理念的靈魂。學生們的論文，如果沒有經過實驗論證或工程實踐檢驗，他會立刻退回。他說，在水利工程上，絕不能單純依賴計算機算出來的結果，水是流動而變化的，即使你已經設計了100座大壩，第101座對於你依然是一個“零”。

學生們回答問題，若隻是按照書本一五一十地回答，他頂多給3分；如果有自己的見解和分析，即便尚顯幼稚，他也一定給5分。他說，在工程技術領域，如果沒有創新，永遠隻能跟在別人的後麵爬行。

甚至連學生的日常小事也讓先生操心不已。每當看到哪個學生用完水後龍頭沒關好，他就會跑過去，邊關水龍頭邊大聲提醒：“你們這些小年輕的，早晚有一天會嚐到沒水喝的滋味！”

聆聽過先生教誨的學生，其中很多人現已成為中國水利水電事業的棟梁之才，其中包括16位兩院院士，5名國家級設計大師，以及為數眾多的高級工程師、教授。雖然他們都已功成名就，但每當聚在一起談及當年聆聽先生講課的情景，仍然津津樂道，如沐春風。2002年5月1日，先生遍布全國各地的學生們彙集了一本50多萬字的先生的論文集，取名《江河頌》，獻給恩師。

教學之餘，先生還牽掛憂心中國的教育。僅1996年到2000年，他寫下的有關中國教育方麵思考與建議的書信文章就多達30餘篇。要知道，這可是一個耄耋老人忍著青光眼、白內障、手顫等病痛不便，每天伏身電腦前，一手拿放大鏡，一手敲鍵盤完成的，這需要怎樣的毅力！

2007年4月28日是張先生95歲華誕，也是他歸國從事水利水電事業 70 周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同誌發來賀信，信中說：“七十年來，先生一直胸懷祖國，熱愛人民，情係山河，為我國的江河治理和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櫛風沐雨、殫精竭慮，建立了卓越功績。先生的品德風範山高水長，令人景仰！”

胡錦濤同誌對張先生的上述評價十分精辟，概括了先生品德的精髓，也是對以張先生為代表的老一代知識分子高尚精神品德的充分肯定。我們會繼續沿著張先生的足跡前進，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知識分子愛國、奉獻、求真、敬業的精神，為把我國早日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積極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文選自《縱橫》2013年第8期，作者係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退休教授。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