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學家蔣高明研究員，是一位人們都比較熟悉的名字。2006年3月4日,《新經濟導刊》評出2005年度“十大環保風雲人物”，蔣高明正是十大風雲人物之一。在其後自己的自述介紹中，他曾這樣描述自己“我和劉建國出現在所謂“風雲人物”名單中。這是因為劉教授“在世界最頂級的學術期刊《Nature》上發表了對中國環境的整體評價，我深度參與到評論水電開發對環境的影響中。對我們的參與，他們可以總結為：外來的外行劉建國和隔行的外行蔣高明。”

按理說中國頂級的研究機構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科學家，本應該以植物學界同行所認可的研究成果而著稱，但是，我們這位首席卻是以阻礙怒江開發的環保“風雲人物”而被公眾所熟悉的。不僅如此，一提到科學家人們不免要產生一種本能的信任和敬仰，要說是首席科學家當然更是讓人肅然起敬的稱謂。然而，我們這位首席科學家的水平，卻著實讓人難以恭維。也許是因為中國的學術腐敗現象已經滲透到了各個方麵，連最高學術頭銜的院士都可以造假取得，何況一個研究所的首席呢？想到這裏，我就鼓起勇氣開誠布公的說說我對咱們這位首席科學家的一些看法。如有不當之處，非常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據我所知我國的某些科學研究項目上，是有首席科學家的稱謂的，但是，對於一個具體的科研機構是否也需要有首席科學家的設置，我覺得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一個科研機構不像一個具體的科研項目，可能會包含很多不同的學術領域、不同的項目，在側重不同領域專家之間區分出首席和次席確實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當然，根據中國目前的官本位盛行的現狀，用首席科學家的稱謂當作一種增加官位的方式，也是極有可能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到底有沒有首席科學家研究員的設置，蔣高明具體是如何獲得首席科學家稱號的我不知道，但是，在其當選為“十大環保風雲人物”之後的一篇自述性的介紹文章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蔣首席出眾的一些特點。用蔣首席自己的說法是“向權力訴說真理”。而我對他的印象則是“向權力賣弄自己”。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喜歡“向權力”發力這一點是肯定的，不管是訴說真理，還是賣弄自己，蔣首席獲得成功成名的訣竅就是十分懂得向權力發力。

蔣首席雖然是山東大學生物專業的畢業生，但是，我覺得他的基礎知識非常糟糕。通過他對怒江問題的評論中居然分不清裝機容量和發電量，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對高中物理知識的掌握是不及格的。當然，由於我國的教育體製的關係，對於一些文科專業的學生，物理學的很少，分不清功和功率之差別到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對以一個理工科的大學生、博士、甚至是某科研領域的首席研究員，如果也出現類似的問題，我們似乎就可以斷言這個人科學素養並不高。也許有人對我的這種說法不讚同，的確，隔行如隔山，實際當中確有很多科學家在其他領域說出一些外行話的情況。我們能不能就因為說過一句錯話，就斷言這個科學家沒水平呢？當然不能，但是，如果這個說錯話的科學家不僅表現出基礎科學知識貧乏，而且，連起碼的科學態度、科學精神都不具備，那麼我認為基本上可以推論，這個科學家的水平和素養不可能很高。通過怒江問題的爭論，我發現蔣高明先生不僅對高中的物理知識掌握不夠，他的科學精神、科學態度也是極為差勁的。為什麼這麼說？我們先看看蔣高明先生自己寫的文章：

“參與怒江水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是2004年9月的事情，我參加了由北京水電科學院委托的項目“怒江中下遊水電規劃陸地生態影響評價”,項目主持單位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持人為中心副主任歐陽誌雲博士，我負責陸地植物部分。我承擔的項目費用是8萬元，是屬於“使了人家的錢”的那類專家，業主也希望我們為他們多“美言”。我帶領相關單位的20多名專家，沿怒江峽穀進行了為期2周的地麵調查。根據調查結果，我提出了怒江開發將會“造成200平方公裏陡坡上的土壤連同上麵的生態係統出現不可挽回的損失”的核心觀點。

這個觀點發表後，引起了強烈反響。首先對此做出反應的是清華大學的趙南元先生，次日一大早他就發表文章反駁。文章據趙自己稱是“趕緊辟謠”，是在網絡上發表的。趙使用的題目是《“高明”的糊塗》，火藥味很濃，大有先生訓小學生之意。趙抓住我的一個主要破綻就是我不懂水電上的千瓦時。

後來，一個叫水博的變本加厲，以“學術腐敗”和懷疑中國科學院有沒有“首席研究員”等為由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再後來，著名人士方舟子也參與了怒江爭論，他在回答《紐約時報》記者提問時說，“該環評報告無法公示純屬法律原因。那些公開信簽名者應該知道這個法律問題，因為他們中的有些人（例如蔣高明研究員）參與了環評，手中應該有該環評報告”。文章捎帶上了我，意思我泄漏了“國家機密”。如果罪狀成立，我夠坐牢的份了。

對趙、水、方對我的指責，我從來沒有爭辯過，因為我明白自己並沒有做虧心事。今天，本書主編曹保印先生約我寫稿，我才有機會澄清一些事實。第一，我是植物生態學工作者，還不敢稱植物學家；第二，我可能對水電的單位搞錯，因我畢竟不是水電專家，但在我的文章裏，談的是生態問題、世界遺產問題、地質災害問題、移民問題等，這幾點在水利部在雲南召開的論壇上我都是這麼說的。之所以用水電的數據，是寫文章的引子，不應當就此評判我是“高明的糊塗”、“隔行的外行”(《新語絲》上類似的話還有不少)。第三，方舟子錯了，我沒有看到過最後的報告，無密可泄。我在研究報告提出的反對意見，有沒有被采納我一概不知道。因為業主後來就不找我們了，他們隻要我們的名字。

關於那個水電單位不分，原因是這樣的：我是從中國科學院環境評價部、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遊水電規劃陸地生態影響評價報告書》直接抄的數據，現在該電子版文獻還在。”

看到蔣高明先生的這篇解釋文章，我基本上已經斷言蔣首席的科學素養、科學精神是有問題的。即便就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遊水電規劃陸地生態影響評價報告書》的數據”也是錯的，也絲毫不能說明蔣高明的錯誤引用是情有可原的。因為，這種數據的錯誤引用，前提是先有錯誤概念在自己的腦子中。此外，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環境評價項目的負責人，在對該項目進行完考察和環境評價任務之後，居然還不知道這個項目的用處到底是什麼？作用有多大？我不知道，在根本就不了解一個工程項目的作用是什麼的情況下，我們蔣首席怎麼能夠去評價這個項目的環境影響呢？打一個比喻，難道我們的蔣首席評價工程的環境影響的時候，不管對廁所和對核電站都是一樣看待的嗎？

評價完了一個工程項目之後，居然還不知道這個工程有什麼用處，作用到底有多大？這樣的科研工作者還能說有任何一點科學精神嗎？這樣的環境評價還能是科學的嗎？當然，由於我國的社會風氣問題，這種隻顧賺錢，根本就不會認真完成項目的情況似乎並不少見。但是，一般腦子沒毛病的人都會意識到這種“不嚴謹的態度”問題是絕不能拿到桌麵上來說的。然而，我們蔣首席居然敢把這些作為自己錯誤引用數據的理由來闡述。這說明我們蔣首席似乎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這種不嚴謹的科研態度是與科學精神格格不入的。由此可見，不僅我們蔣首席的科學知識是缺乏的，而且科學素養、科學理念、科學精神都是很有問題的。

在那篇自述文章中，蔣高明還抱怨說“業主後來就不找我們了，他們隻要我們的名字”。這也說明蔣高明先生根本就沒有絲毫的廉恥感覺。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根本就不認真地了解項目的基本情況，就發表所謂的環評意見做法是違反了起碼的科研道德。我覺得如果業主單位今後繼續還讓蔣高明這樣做完環境評價之後，居然還都不知道項目到底有多大用處的“科學家”來搞環境評價，那才真是業主單位的負責人大腦進水了呢。

具體來看蔣首席至今引以為榮的“怒江開發將會“造成200平方公裏陡坡上的土壤連同上麵的生態係統出現不可挽回的損失”的核心觀點”有沒有什麼問題呢？我說最大的問題就是蔣首席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水庫濕地也是自然界中極為重要的生態形式。而且，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環境問題之一，恰恰就是濕地的總量不斷的減少。對於依靠在陡坡上用刀耕火種的方式種植求生的怒江人民來說，改變這種嚴重的水土流失局麵，變陡坡耕種為水庫濕地難道不是一種積極的生態保護措施嗎？如果，蔣首席把陡坡種植的耕地變成為生態效益更高的水庫濕地，都看成是“喪失領土”，那麼、我們國家在長江下遊搞的退耕還湖政策還不是在搞“賣國求榮”嗎？

這樣的一腦子漿糊的科學家是如何成為首席的一直是疑惑不解的問題。不過，看過蔣首席自傳式的介紹文章《向權利訴說真理》，我們似乎又找到了答案。這個訣竅就是善於“向權利賣弄自己”。盡管蔣首席自認為是在向權利訴說真理，但是我覺得他不可能訴說出什麼真理。因為，根據我們對蔣首席在怒江開發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基礎知識和科學素養，我們可以斷言他不可能具備對真理的判別能力。

不管蔣首席自己的主觀意願如何，根本就不是什麼真理，還非要當成真理來訴說，那當然不能避免變成賣弄。根據蔣首席的自述文章介紹，我感覺蔣首席的這種喜歡把自己獨出心裁的一些想法當成真理“向權利”賣弄特點，甚至可以追溯到蔣首席上研究生到承德實習的時候。他發現任何問題（也不排除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決不會放棄賣弄的機會的。他也許根本就不習慣像一般正常人那樣，懂得踏踏實實地做好本職工作和通過正常的渠道提出意見、解決問題。

在怒江開發問題上，蔣首席的表現也是超常的。讓很多人費解的是；自己曾經承擔怒江水電環境評價工作，需要他認真仔細的了解怒江情況的時候，他根本就不去了解，在根本就不知道怒江水電開發會有什麼作用的情況下，就急於發表自己的先入為主的“核心觀點”。而在環評結束之後，又多次和社會各界人士一起，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公示環境評價報告。這種本職工作中本應該了解的情況都不肯認真了解，而非要事後通過媒體的炒作方式，向中央有關部門要求了解情況的知情權的舉動，是不是一種“向權利賣弄自己”體現呢？

上述意見，是我在看到蔣高明的《向權利訴說真理》一文後就產生的一些疑問。本來早就想說出來讓大家評判，但是，考慮到蔣首席的文章中已經表示出對我質疑他的極大不滿，或許我對中國科學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員的設置問題的質疑，確實是我的孤陋寡聞。我不願意讓人認為我是因為個人恩怨、麵子，才與素不相識的蔣首席過不去的。所以，我選擇了沉默。然而，最近隨著怒江水電開發的啟動，蔣首席又在《新京報》上發表了一篇《怒江水電開發還得權衡利弊》的煽情文章，為了使大家不被所謂“首席”的招牌所迷惑，我覺得還真是應該先說一說我對這種喜歡賣弄的“首席”的一些看法。此後，有關蔣首席的《怒江水電開發還得權衡利弊》文章觀點的具體意見，我將另外撰文回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