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前不久，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以下簡稱“中電聯”）預測今冬明春全國最大電力缺口在4000萬千瓦左右。與此同時，五大發電企業也集體“喊冤”，上調電價的呼聲再起。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濟學家郎鹹平發表文章“誰在忽悠電力緊張”，質疑電企的“喊虧”行為並不是真的虧損，而是為了多賺錢。文中舉例說，“從華能國際、大唐發電、華電國際、國電電力、上海電力等電力上市公司上半年財報來看，五大發電集團根本沒有虧損，而是嫌錢賺得不夠多。為了“忽悠”加價，“找各種理由推脫”發電，導致電力緊張”。此觀點一出，引來一片嘩然。

　　很快電力行業組織中電聯便在官方網站反駁郎鹹平的觀點。中電聯表示，五大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盈利是因為這些都是優質資產，所以他們的效益情況不能完全反映出五大發電集團的火電業務整體虧損現實。隨後，郎鹹平於21日晚，再度發微博回應稱，自己不但堅決反對電費漲價，甚至認為電費還有下降空間。理由是，中國的電網企業還賺錢。

　　對於這場朗、中大戰，我當時就曾撰文說“從上述兩輪辯論來看，郎鹹平教授雖然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但顯然是不了解電力行業情況的外行。首先。郎教授居然沒有搞清楚電力公司與其旗下上市公司的關係，以為上市公司能盈利，其控股的電力公司也一定也應該盈利。並以此否認煤價大幅度上漲之後，我國發電行業普遍虧損的現實。其次，在中電聯指出郎教授的論據使用的錯誤之後，郎教授不僅不願意承認，反而以電網公司還盈利的理由，固執己見。前年我國的電網企業也曾經遭受嚴重的虧損，後來國家通過差別性的調整上網和銷售電價，提高了電網的企業的收入，才使得電網企業扭虧為盈。總之，隨著煤價的上漲，發電企業嚴重虧損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目前很多地方的火電廠，已經到了沒錢買煤的地步。麵對現實，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陸續出台了各種對電力企業的扶持政策，包括部分的調整電價。以避免發電企業的被迫停產影響到社會和民生。”

　　果不其然，11月29日國家發改委就正式宣布從12月1日起提高上網電價和銷售電價。這也為爭論不休的郎、中大戰，畫上了一個暫時的句號。從結果來，郎教授的說法似乎是錯誤的，因為中國的電力企業確實已經到了難以經營的地步，再不提高電價，全國性的缺電局麵一定會更加嚴重。這說明郎教授確實不大了解電力行業的實際情況，所以，難免做出錯誤的判斷。不過，客觀的說，不了解電力行業的郎教授所強調的內容，並非就沒有道理。中國的電價矛盾，除了中電聯強調的煤價過高、流通環節加價等主要問題之外，確實也存在著郎鹹平教授所提到的那幾個問題。隻不過郎教授所提到的這些問題，都是電力企業自己不願意擺在桌麵上的，所以，作為行業協會組織的中電聯自然就不能多說了。

　　客觀的說，導致本輪電價上漲的因素中，確實有郎教授所說的，管理費用過高和資產折舊過大的問題。電力體製改革前，隻有一個國家電力部還是由國家撥款的政府部門。但改革之後變成的七大電力公司。通過幾年的發展，它們的規模每個幾乎都相當於一個原來的電力部，而且，個個都是完全是要靠電力企業的利潤來養活的管理衙門。再加上公司化之後，公司職員的工資收入，早已不再受公務員的標準限製，這樣的改革結果，管理費用能不大幅度的增加嗎？至於固定資產折舊費用過高，本質上也是電力體製改革後的過度競爭造成的。因為各大國有電力公司之間的競爭，不是真正的市場競爭。他們都是在同一個老板（國家）下的，內部競爭，所以，他們競爭的核心往往不是經營效益，而是能在老板麵前增強地位的企業規模。

　　在這場不計成本的規模競爭中，國家的“上大壓小”環境政策，也變成了一種惡性競爭的手段。原來一直難以落實的“上大壓小”政策，在國有電力企業的規模競爭中變成了香餑餑。為了能擴張規模，很多公司都曾經不計成本的競相收購中小火電站。收購之後，不管它是什麼時候建設的，都一律炸掉當成擴張規模的通行證。這種不計成本的規模擴張，隻有在我們這種國有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中，才有可能出現。據說有些小型機組甚至還沒有建成，就直接報廢了。這些經濟上的巨大損失，最終都要反映在未來的固定資產折舊上。

　　據了解，當初的國有電力企業也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惡性競爭的危險性。記得2010年初，某國有電力集團，曾因為其下屬電廠建設的100萬千瓦的大機組，建成2年之後都未能投產，而決定在2010年放慢火電建設的速度。但是，聽說另一個國有電力集團2010年仍然要投產1000萬千瓦的火電機組，就立刻改變了計劃。為了避免自己公司的裝機規模被別人超過，他們不得不在明知道可能加大虧損的情況下，繼續加速火電的投資建設。

　　電力裝機規模的超常規發展，對電力消費增長也起到了極大的刺激作用。從多發電才能多賺錢的角度看，一旦當電力供應出現了過剩，電力企業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著急。所以，為了鼓勵高耗能企業上馬，承諾給耗電大戶低電價優惠；為了推銷電力，讓地方政府發文大搞什麼“夜景照明”工程等等。類似這樣的擴大電力市場的行為多了之後，電力消費的市場雖然打開了，但是，對煤炭資源需求也就必然要快速上升了。

　　按照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電力行業的規模和市場都可以在競爭中無限的擴大再生產。但是，由於煤炭的資源是有限的，需求的快速上升，必然要導致價格的快速上漲。電力體製改革以前，我國的電力發展規劃，到2020年我國的電力裝機才應該達到10億千瓦。然而，由於電力的市場化改革，我們不僅現在就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而且還出現了嚴重的缺電。這裏當然有規劃部門對發展趨勢預測不準的問題，但是，肯定也有電力市場化改革之後，我國電力企業為了自己做大做強，而超常規發展的因素。

　　對於郎鹹平教授提出的電網企業還賺錢的問題，也是當前電力體製改革的一個難題。如何用市場化的標準劃分電網與電源企業的成本和利潤，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前年，由於國家壓縮了電網企業的利潤，導致了電網企業的大麵積虧，最後，還得由國家予以巨額的補貼。應該說，相對於煤電矛盾，電網和發電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還不是影響我國電價問題的關鍵。

　　總之，關於中國電價的郎、中大戰，雙方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一定的片麵性。一個是隻強調電價上漲的原因，否認煤價急劇上漲的現實。另一個隻強調煤價上漲的結果，而回避某些電價上漲的原因。好在目前國家小幅度的上調電價的決定，基本上中和了這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方麵挽救了電力企業不至於因為煤電倒掛而破產，從而影響到整個社會和民生。同時，又讓國有的電力企業，意識到了盲目的惡性競爭擴大規模之後，隻能自己吞下釀出苦果。

　　目前我國的電價微調同時抑製煤價的解決方案，恐怕也隻能解決眼前的問題。接下來煤價的繼續上漲和電價的進一步調整，都是不可避免的。不過，目前的發展趨勢還是比較好的。現在，不僅國有電力企業的火電建設，大都已經回歸理性，不再盲目追求擴大規模，而且，有的已經開始低價轉讓嚴重虧損的火電廠。隻有讓這種不再惡性競爭規模的局麵持續下去一段時間，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郎鹹平教授所提出來的，管理成本過高和固定資產折舊費用過大的問題。同時，也隻有改變了我國的火電規模迅速擴大，煤炭需求不斷增長，供需矛盾的不斷激化的現狀，我們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煤電矛盾。

　　根據市場的價值規律，從根本上控製電力和煤炭價格交替上漲的出路，是要徹底解決有限的煤炭資源總是供不應求的根本問題。為此，我們非常需要反思一下我們的電力體製改革的方向。不能否認，目前我國的電力體製改革，正在改革的困惑中迷茫。盡管很多人都覺得改革的現狀，還不如以前的電力部。但是，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我們把市場化的手段，當成了改革目標所帶來的一係列嚴重問題。隻不過目前體製改革所導致的電價矛盾激化，已經讓我們為了改革而進行的改革，無法繼續前行了。很多人強調說，這是我們電力體製改革不徹底的結果。然而，我卻覺得，我們現在真的需要反思一下我們的電力體製改革。

　　市場經濟雖然有強大的生命力，但也未必就是萬能的。尤其是對於資源行業和我們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因為，市場經濟利用經濟杠杆的“生產力無限擴大再生產”的發展模式，必然會受到自然資源有限性的製約。這些無限的擴大再生產與資源有限性製約的根本性衝突，在一些非資源行業和小國家的發展中，可能不會體現出來。但是，在我們這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能源電力行業的市場化過程中，必然會突出的反映出來。這些國情和行業的特點，讓我們無法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力體製改革的成功經驗。過去，我們曾經根據蘇聯的經驗長期迷信計劃經濟，今天，我們也同樣不應該盲目的迷信某些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的成功。

　　如果我們也能以“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科學態度，看待市場經濟，就不難發現，市場經濟隻能作為一種手段，而不能作為我們的社會發展目標。為了市場化而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很難避免要走入歧途。

　　當然，根據資源行業的特殊性，解決我國電力發展資源製約的矛盾，還有盡快的調整能源結構的途徑。如果能改變我國社會發展主要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煤炭）的被動局麵，實現依靠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發展，也能擺脫煤、電價格無限交替上升的怪圈。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當前世界各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途徑，幾乎都離不開政府主導和幹預下的利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依靠利用市場經濟的手段，發展其可再生能源產業。這也許是我國電力體製改革最應該注意到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