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君說

如何來理解物價問題，其實我們還是應該回歸問題的本質： 歸根結底，物價是由市場的供求來決定的。 所謂供求，也就是買賣，物價上漲，有且僅有兩個原因，可能是買的人多，也可能是賣的人少。


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已經在逐漸減弱，但是全球複蘇仍然麵對巨大的挑戰，不同經濟體也體現在高度的分化和不均衡性。截至到今年的上半年，在主要經濟體中，隻有中美兩國恢複到了疫情之前的的增長路徑，其它經濟體的產出水平距離疫情之前的峰值都有相當距離，比如英國，即使到今年的年底收複失地。

當然，從全球的角度而言，歐洲、或者是英國或者日本，乃至印度，都很難為全球帶來顯著增量。更加值得關注的，還是美國與中國兩大經濟體。
01 美國經濟複蘇的可持續性
我們先來看一下萬眾矚目的美國經濟。美國經濟從去年以來就在不斷傳出喜訊，其中的一種體現就是強勁的GDP的增長數據，去年三季度以來一直在保持持續增長，日本和歐元區都經曆了二次探底，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們再把美國與中國做一個比較，今年前兩個季度的美國增長數據，我們看到這兩個數字，中國GDP在今年前兩個季度的環比增長率分別是0.2和1.2，這與美國的數據存在一點不同，美國的GDP增長率經過了年化處理，按照美國的統計標準，我們也來做一次年化，這就是0.8%和4.9%，美國的經濟增速連續兩個季度超過中國，這幾乎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中美之間經濟周期上的落差應該會持續2021年全年。
我們剛才從GDP的增長數據上看到了非常積極的信號，但是美國經濟同樣具有高度的複雜性。
我們來看一個非常重要的先導指標，所謂先導指標，就是具有預測意義的經濟數據。
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在八月份的數據上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挫，下行幅度達到了14%左右，超過這個量級的下挫，在曆史上也不過出現過六次，其中包括了次貸危機和新冠疫情的爆發，在九月和十月有小幅的震蕩，但是基本停留在2012年以來的低位。
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很難一言以蔽之。其中一個可能的因素是Delta病毒帶來的變數；另一個可能性是當前的通脹，物價上漲的速度是遠遠超過了收入上升，對實際購買力和生活質量形成打擊。 但是在我看來，其實並不驚訝，我們可以來看一看今年零售數據，消費是美國經濟的最重要支柱。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裏，消費增長並不穩定，隻有五個月出現了增長，甚至在感恩節和聖誕節期間，零售銷售都在經曆負增長，其中顯著的增長分別出現在一月和三月，原因是非常簡單的，分別是特朗普政府9000億美元的臨別秋波，和拜登政府1.9萬億美元的追加刺激，支票送到家，產生了立竿見影的直接影響。但是一次性的收入增長並沒有帶來持久的支出增長，這與經濟學裏的永久收入假說其實是高度一致的。
那麼，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美國的複蘇對政策刺激是高度依賴的。
我們可以來看一看這張圖。對於美國經濟是一種非常形象的描述，這就是所謂的財政懸崖，社會需求的韌勁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財政赤字的支持，一旦政策支持缺位，經濟就可能麵對釜底抽薪，現在是否具備了足夠的內生的動力仍然是未知數。
那麼消費者信心的大幅度下挫，在我看來，在多種因素之中，可能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疫情期間應急性財政刺激的到期，比如到九月底，額外失業救濟金已經全麵終止了。

有人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原因是美國居民的excess saving，過量儲蓄，也就是前期收到的政府支票中沒有花掉攢下來的錢，這是否可以為社會需求帶來足夠支持呢？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數據，在今年的三月，美國個人儲蓄在新一輪刺激之後達到了5.8萬億美元的規模，但是到八月，這個數字已經回落到了1.7萬億，比疫情之前，僅僅多出大約3000億美元。當前的美國，整體就業，還有超過500萬的缺口。存量儲蓄能否給未來需求提供增量，對此我是難以相信的。 所以在我看來，美國的本輪複蘇，三季度可能達到一個峰值。美國的財政刺激到期，未來財政政策的懸而不決，不僅僅對美國，對於全球複蘇其實都是一種考驗。
美國的赤字其實對全球經濟都產生了正向的外部性，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中國去年以來的出口增長，動力來自於何處？這是不能忽略的風險。

02 久違的全球通脹
我們現在探討下一個問題。這可能是從去年年底開始全球最大的焦點，這就是：通脹的回歸。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圖。


在OECD，也就是經合組織國家，在過去的四十年時間裏，通脹水平是在一路走低的，通脹的消失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
特別是在次貸危機之後的十年，這非常反常，因為次貸危機以後主要央行都在大幅度擴張，零利率乃至負利率遍及全球，還有一輪又一輪大規模的資產購買，也就是量化寬鬆，但是大規模的通脹沒有出現，反倒不時陷入通縮的陰影，錢印了這麼多，通脹到哪裏去了，這是疫情之前經濟學界最前沿的問題。
當前的通脹問題，我相信大家都有所耳聞或者有親身的感受。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美國，美聯儲最關注的通脹指標，核心PCE(個人消費支出指數)，在8月達到3.6%的漲幅，這是1992年以來的最高。
我們看歐元區的CPI（消費物價指數），也是13年以來的最高。我剛才談到當前的幾大焦點，其中之一，就是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走向。

當前，經濟政策麵對的一大挑戰，就是通脹來了。從去年開始，麵對央行的天量放水，市場就在擔憂過度刺激，所謂萬物通脹的說法由來已久。現在我們看到，狼好像是真的來了。
如果通脹持續走高，通脹失控（runaway inflation）成為現實，那麼央行會麵對巨大的壓力；但是如果緊縮貨幣，經濟複蘇是否能夠承受，金融市場是否會引起恐慌，這將是極大的風險。 如何來理解當前的物價走勢，通脹是臨時性的，還是持久性的，是當今最為關鍵最為核心也是最難的問題。
市場上分為了兩個陣營，比如我們看，菲律賓央行行長Benjamin Diokno，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自稱I am with team transitory（我是“臨時性通脹”這個陣營的）。雖然我知道，現在討論這樣的問題，很容易被打臉，但是我還是希望發表一些看法。 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印錢多了就會通脹，但是次貸危機之後的十年經驗告訴我們事情不是這麼簡單。
如何來理解物價問題，其實我們還是應該回歸問題的本質：歸根結底，物價是由市場的供求來決定的。所謂供求，也就是買賣，物價上漲，有且僅有兩個原因，可能是買的人多，也可能是賣的人少。
那麼貨幣政策是如何影響物價的呢？首要的渠道就是需求。增發貨幣，利率就會降低，融資成本降低，因此信貸就會擴張，大家借到錢，就會產生消費或者投資，產生對實物的需求，這就是所謂過多的貨幣追逐給定的產品因此引起物價的普遍上漲。

次貸危機之後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並沒有能夠形成有效的需求，主要的原因在於金融機構的惜貸，所以資金趴在銀行的金庫裏睡覺，沒有注入實體經濟，形成有效的需求。
反過來，在供給側，現代社會有幾乎無限的工業產能，特別是在信息化的時代，供給對需求的反應是有高度靈敏的，用術語來說，也就是具有高度的彈性。有限的需求增量麵對無限的供給，物價就會受到壓製。這就是次貸危機到2020年疫情爆發之前的曆史。

我們如何理解當前的物價走勢？是需求因素，還是供給因素呢？新冠疫情帶來了什麼不同呢？
首先，我們看需求側，這一次，在美國和歐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高度協調的，過去流動性注入銀行體係，但是沒有形成信貸和實際購買力，但是這一次，央行購買國債，財政部融到資金，把錢發到了居民的手中，繞過了金融中介，直接轉化成了購買力。
需求顯然得到了提振，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政策其實主要起到的是兜底紓困的作用，彌補了疫情造成的衝擊，在疫情的最高峰，美國有2300萬人在依靠失業救濟生活，所以政策救助，隻是保持了存量，守住了底線，但是並沒有帶來增量。 所以現在的價格波動，主要的原因來自供給側，疫情對供應鏈帶來的破壞。如果我們來仔細看一看，無論是美國，歐洲，還是中國，本輪通脹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工業品價格的上漲，也就是PPI的變化，都大幅度地超過了消費品價格，也就是CPI的變化。
大家來看一下，美國的PPI，也就是生產物價指數居高不下，7月達到了7.8%，是十多年來的最高，到了八月達到了8.3%，九月繼續攀升到了8.6%；歐元區八月的PPI漲幅達到了13.4%；
我們再看中國，中國的PPI居高不下，九月上漲10.7%，漲幅已經超過了16年供給側改革時期；基本上都已經要用爆表來形容了。
基本上所有的工業原材料都在漲價，下遊廠商生產成本增加，壓縮利潤邊際，成本必須向終端消費者進行傳導，但是我們看到，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消費品價格的增長速度都是大幅度落後的，這恰恰說明終端需求的疲弱，需求不是物價上漲的主因。 我們舉幾個例子，比如說大宗商品，其中的一個主要支撐，是疫情對礦產開采、礦山投資的負麵影響，這就是供給側的因素。
如果我們仔細看一看美國的通脹，除了房租之外，其中一大因素是汽車價格，疫情之下芯片的短缺，製約了汽車生產，新車造不出來，二手車漲價，那麼CPI就一定漲。 總結起來，本次的通脹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次供給收縮帶來的通脹。 要理解今天的通脹，可以把新冠疫情想象成戰爭。戰爭破壞生產，帶來供給衝擊；戰後產能修複，物價在下降。這張圖，就反映了曆次戰爭前後美國物價波動的過程。
所以，美聯儲一直堅持通脹是transitory，也就是過渡性的，臨時性的。因為物價上漲，會提升單位利潤，那麼供給就自動加速修複。 我們來舉一個現實的例子，比如說木材的價格，從高點上已經回落了超過70%，木材價格的上漲，就是因為疫情導致伐木場無法正常開工，但是疫情緩解、價格走高，市場就會做出反應。 我們再來看一看，這張圖裏，是全球的資本支出增長，2021年，全球企業投資熱情空前高漲，當然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方麵，疫情帶來的影響，包括地緣政治的衝擊，都對供應鏈的多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另一方麵，當前價格高起，高利潤邊際帶來的誘惑，包括半導體行業在內，其實都是暗流湧動，企業在積極投入產能建設，那麼未來新產能落成，價格的下行幾乎不可避免。
包括美國鋼鐵公司，熱軋鋼板價格翻了３倍，所以在投資建新的煉廠，但是在股市上，股價馬上就下行了，市場所擔憂的，就是未來的過度供給。我們不妨想想中國的豬肉，價格的波動都是有周期的。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在疫情的影響下，供應鏈的修複會更慢。中國的防疫政策，不但沒有鬆動的跡象，甚至在不斷加碼，物價上漲持續的時間可能會更久。
亞特蘭大聯儲總裁Raphael Bostic在上周在描述當前通脹的時候，提出不再使用transitory（臨時性）這樣一個說法，而是使用了episodic這樣一個詞，除了短暫之外，更重要的意思就是插曲性的，偶發的。
他說，當前的通脹是與疫情相關聯的，等到疫情結束，通脹會自動消退，不會對長期的價格穩定帶來威脅；當然，他同時承認疫情導致的複雜性會讓價格修複比預期更慢。 現在的價格走勢，又疊加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全球性的能源危機。天然氣價格的上漲幅度相當於布倫特原油漲到了190美元一桶，而且已經開始推動油價上漲，期貨市場上已經有了200美元的押注。

背後的原因也是多方麵的，比如氣候因素、政策限製、地緣政治，但是簡而言之，主要是中國和歐洲，當然也包括美國，過度激進的減碳和清潔能源政策，傳統化石能源項目最近是很難拿到融資的，投資意願非常低，現在又疊加疫情，供給就跟不上，替代能源不但跟不上來，其實本身還都有高能耗屬性，這生產成本能不漲嗎？這同樣是供給側的因素。 所以我的基本判斷和年初沒有變化，我讚成美聯儲關於通脹的暫時性的說法，但是我必須修正我的判斷，今年年初，我認為物價拐點應該出現在今年的年底，我承認對當前物價的複雜性必須有更加全麵的認識，也有很多不可預測的因素，現在去判斷拐點，從現在來看，我會關注明年的第二季度。 那麼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點，我這也是老生常談了，請大家去多看看一個中國的PPI。還是這張圖，中國PPI與歐洲通脹之間的關聯性擬合。判斷全球通脹，請看中國的PPI。
至於中國的PPI，我們政策環境已經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我們來看一下PPI與CPI之間的剪刀差，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構性扭曲啊？長此以往，下遊利潤空間收縮，是難以承接上遊高企的成本的，所謂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不僅僅是中國，成本與價格的高企會抑製需求，歐洲也同樣在討論成本帶來的demand destruction，需求的摧毀。

03 全球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走向
有關貨幣政策的討論，我認為這是世紀難題。我曾經提到過，有關新冠疫情的嚴肅經濟研究，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有一組經濟學家，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凱恩斯供給衝擊的概念，闡述了新冠疫情的經濟影響從供給側向需求側的外溢。在今年，他們推出了一篇新作，在今年的Jackson Hole央行會議做了專題報告，探討貨幣政策問題。
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如下：新冠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對於不同部門是不均衡的。
舉例來說，對於酒店、餐館和航空業是毀滅性打擊，但是對於IT、物流和電商，可能帶來的是利好。那麼貨幣政策如何應對呢？

對於酒店業、餐館和航空業，寬鬆的貨幣政策可以起到紓困的作用；但是對於IT、物流和電商，可能就會造成過熱。
這兩種力量完全相悖， 所以最優的貨幣政策難以確定。 如果工人可以在不同部門之間自由流動，這不是問題，但是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種流動性的缺失，也就是一個酒店的大堂經理不能變成一個程序員。所以貨幣政策就會麵對兩難。
那麼在今年，在經濟表現出積極信號，物價快速上漲之際，美聯儲頂住了壓力，沒有過快退出刺激，我認為這是極有擔當的表現。
我認為，現在更應該擔憂的，是經濟複蘇的持久性，而並非物價問題。 美聯儲仍然在實施每月1200億美元的資產購買項目，有關規模縮減也就是taper的討論已經持續很久了。如果不出意外，11月開始資產購買就會開始縮量，預計到明年六月徹底退出。
我完全同意1200億美元的資產規模隻適用於救急，在財政刺激回撤之後並沒有這樣的需求，當前市場上也有充足的流動性儲備，現在商業銀行已經開始拒收存款了。但是我認為，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過程會非常漫長，至少在目前看來，加息是一件非常遙遠，至少在目前事不可想象的事。 我的看法有如下幾點：
1. 物價上漲不會構成長期壓力， 美國的財政刺激已經全麵退出，曆史經驗已經非常清楚，貨幣政策一條腿走路，並不會帶來需求的過度擴張。
2. 現在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供給端受到的衝擊導致的成本上升，這與貨幣政策之間關聯度不高， 貨幣政策的收緊也很難產生影響。 聯儲加息，並不能讓普京對歐洲供氣，也不能影響港口卸貨的效率。
3. 我認為更需要關注的，是充分認識經濟複蘇的脆弱性，是釜底抽薪、過早退出流動性支持給市場帶來的衝擊， 美國經濟首先需要證明具有內生性的增長動力，這並不容易。 所以，我不認為貨幣政策會有大的轉向，流動性不會有大幅度的收緊，經濟承受不了這樣的代價，通脹並不構成長期壓力。
4. 美國的財政需要貨幣政策配合， 美國財政部的利息支出，債務總額急劇增長，但是利息支出在下行，這是因為利率被壓在低位。 從這個角度而言，我認為，金融市場將繼續得到充足的流動性支持。 第二，taper帶來的美元升值是溫和的。 第三，美元的升值與回流，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和2013年相比，並不構成很大的壓力，新興市場的高收益率資產，仍然會具有投資價值。
我們看到，類似的觀點也得到了歐洲的響應。比如歐央行的主席，Christine Lagarde，剛剛公開喊話，現在的通脹is largely transitory, ECB不應該對當前的通脹反應過度。

04 中國經濟的困境與全球啟示
下麵，我來簡單談一下我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從2019年到現在，我認為中國經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我在很多不同程度談到過Ray Dalio的債務周期理論。
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邏輯，就是經濟運行起伏的背後都與債務周期相連。這個道理是不難理解的，債務的擴張必然伴隨經濟的加速，因為債務擴張透支未來購買力，放大當其需求。但是反過來，欠錢是要還的，償債代表著購買力的收縮和需求的下滑。所以把握經濟的起起伏伏，其實不外乎是對債務的觀察。
中國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進入償債高峰，2023年開始壓力會逐漸趨緩。本輪債務高峰，始於2016年的房地產和基建大躍進。
企業部門和政府負債不再贅述，家庭部門，中國家庭部門的債務增速從2017年開始超越挪威躍居世界第一，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經達到了140%左右，這個水平超過了次貸危機之前美國的家庭部門杠杆水平，當然，中國爆發次貸危機的可能性等於零，但是家庭部門的杠杆空間也已經基本耗盡。
所以，房地產目前的狀態真的是三道紅線和限購的結果嗎？恐怕不是這樣簡單。簡而言之，企業、政府和家庭，實體經濟的三個部門，債務水平都已經達到了極限，信用卡刷爆了。
摩根斯坦利的一份報告說，從2016年開始，這個世界上每一件事都和中國有關。

從2016年初開始，房地產和基建帶動中國經濟走出從12年開始的持續低迷，但是代價，就是不斷上升的債務負擔，中國國內的利息支出占到了GDP的12%，大幅度提升了經濟運行成本，同時金融風險不斷累積，我們看到，2020年，中國超過1/3的違約債券發行於2016年，當前的當務之急，是債務周期的軟著陸。
如果說回到眼前，未來半年甚至到一年的經濟走勢，我的預測與年初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疫情、能源瓶頸，再疊加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帶來的短期壓力，增長的進一步放緩沒有太多懸念，短期內的經濟壓力甚至大過去年。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總需求的三個部分，消費、投資、淨出口。 投資不再贅述，基建之外，房地產在第三季度已經出現了1.6%的產出萎縮。我們先看出口，去年的疫情後，中國經濟體現出了非常明顯的雙速複蘇，工業複蘇快過消費複蘇，也就是供給的複蘇快過需求，那麼這個供求之間缺口是如何彌補的呢？答案就是出口。
去年的出口暴漲，在很大程度上，一是由於疫情發展的周期錯位造成的，就是中國的複工複產快過別國，二是由於美歐等國的經濟刺激，老百姓有錢，但是生產受到影響。但是隨著外部產能的逐漸修複，也伴隨著刺激政策的退出，從PMI數據來看，環比的新出口訂單增速在逐月下降了，出口的拐點不會太遠。
再看消費，消費需求要挑起大梁仍然有待於內部收入分配機製和要素市場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來看一看，社會零售收入增速在八月份下滑了六個百分點，落到了2.5%，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九月份小幅反彈到了4.4%，但是沒有改變內需偏弱的基本麵。

在這裏，我還是要談一下房地產。 前一段時間，野村證券的一篇報告，談到現在對房地產的緊縮政策可能帶來中國的Volcker時刻。
Paul Volcker（保羅?沃爾克），是格林斯潘的前任，79年上任的美聯儲主席。當年他為了解決困擾美國十年的滯漲問題，大幅度收緊貨幣，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所謂Volcker時刻，就是以力度過大的冷卻措施帶來的市場轉向與清算。 抑製房價過快增長，擺脫對房地產依賴，這對中國經濟長期結構轉型的意義毋庸置疑。但是當前的緊縮政策是否過急過快，市場主體對於政策的底線是否有清晰一致的預期，這是值得商榷的。
有關房地產對經濟的影響，市場主要的關注在於房地產對於實體經濟中上下遊的關聯效應。但是我更想從另外兩個角度來探討它的影響。 首先，是對貨幣金融體係的衝擊。我們的社會裏長期流傳著一種說法，就是貨幣超發，就是天量M2推高房價，房地產是資金的蓄水池，印出來的那麼多錢，如果不是有房地產來吸納，通脹已經失控了。
在這裏，我必須說明，現代貨幣銀行學中的一個基本常識，就是貨幣不僅僅是由央行創造，央行投放基礎貨幣，更重要的是通過銀行體係通過信貸來創生廣義貨幣。
中國的所謂天量M2，在很大程度上，是銀行體係信貸擴張，也就是放貸的結果。那麼我要問一個問題了？我們去銀行借錢，為什麼銀行會把錢借給我們呢？我們需要有抵押物，那麼最好的抵押物，就是房地產。
房價越高，房地產市場越活躍，銀行就更願意接受房地產作為抵押物來放貸，那麼廣義貨幣量，也就是M2越高；所以，房地產不僅不是資金的蓄水池，恰恰是為中國貨幣銀行的體係提供了信用支持。 現在單純討論房價，沒有特別大的意義，重要的是討論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房地產市場流動性缺失，會讓房地產作為合格抵押物開展融資的價值降低，信貸渠道必然會被收縮，會形成所謂的credit crunch，也就是信貸與流動性的緊縮，也就是告訴我們，市場上沒有錢了，這是對貨幣銀行體係的衝擊，形成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全麵打擊，也是日本通縮的根源。 第二，不要低估房地產對消費的影響。 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叫財富效應，舉個例子，我的工資沒有漲，但是股票升值了，我消費的底氣就更足了。中國居民的財富和儲蓄，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以房地產作為形式來體現。
我們來看看，房地產市場流動性的缺失，房地產金融屬性被剝奪，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財富如果無法通過市場轉化，對消費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05 全球化的新常態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全球化與地緣政治的前景，特別是中美關係，這是全球矚目的焦點問題。
當前全球供應鏈的修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製於中美關係的影響，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的影響仍然存在，對於當前供給瓶頸的修複還是在形成製約。 從次貸危機之後，全球化就在不同層麵麵對挑戰，到英國脫歐、特朗普的當選，再到中美貿易戰，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新冠疫情的到來，對於全球化的未來，是否會有長期影響，仍然有待觀察。除了對於人員流動帶來的阻隔之外，疫情對於供應鏈的多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眾對於公共政策、社會治理的的認知也在加劇分裂與隔閡，這些因素都可能對全球化帶來進一步的壓力。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無法展開立論，但是我願意在這裏再一次向大家介紹Dani Rodrik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就是所謂全球治理的三難選擇，來看一看全球化所麵對的根本性難題。
Dani Rodrik認為，民主政治，國家主權，和經濟的深層次一體化，這三者之間，隻能取其二。
其實在我看來，民主政治與政體差異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那麼最終的對立就在於經濟的深度一體化與國家主權之間的矛盾。什麼是國家主權，就是一國根據自身治理需要製定政策的空間與權力。
如何來理解它？經濟的深層次一體化，代表著生產要素與資源的國際間自由流動，這對於主權國家的政府治理而言，意味著政策空間的收窄。
大家可能看過托馬斯弗裏德曼的名著《世界是平的》，他認為經濟的全球化給各國政府套上了金色的緊身衣，以前國門關起來可以當土皇帝，但是現在精英與跨國資本可以以腳投票，為了爭取資源，尋求發展，在政策方麵必然做出讓步與傾斜，同時帶來製度與規則的國際間趨同。
我們先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稅收競爭的出現，就是全球化的產物，各國的公司稅率在近30年間在全球範圍內普遍下行。
稅收收入是有效社會治理必需的保障，但是企業可以會良禽擇木而棲，要築巢引鳳，低稅率就是最簡便的手段，資本的國際間流動的流動更多地變成了一種尋租遊戲。
如何解決這個惡性競爭的問題？Joseph Stiglitz提出公司稅全球監管體係的概念，打擊跨國公司避稅行為，但是是否具有可行性呢？財稅製度，恰恰是一國主權的體現，是治理體係的核心。
Joseph Stiglitiz的願景，現在終於由拜登政府在推動實施，美國在今年主導的global corporate tax code在OECD經合組織的推動之下獲得了空前進展。
但是其最終落地仍然有待觀察。即使在規則上取得的了共識，有沒有手段實施有效的監督？有沒有仲裁機製和強製手段？
我們再來看TPP或者現在的CPTPP，所涉及的並非僅僅是關稅製度，還涉及到了成員國的環境政策、勞工政策、國內市場準入政策、國內補貼政策等等，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治理需要，適用於日本的環境政策，真的適用於越南嗎？越南的基本難題，就是不得不放棄自身治理和發展的需要，在製度和規則方麵來匹配經濟一體化的需要，也就是所謂的與國際接軌，這就是典型的削足適履。 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說法，認為經濟上的高度融合可以消除衝突，因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樣的說法其實似是而非，恰恰相反，看看這裏的不可能性三角，經濟的融合才是衝突的源泉。
這裏有兩方麵的問題。第一，經濟的一體化衝擊國內治理。第二，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跨境交易越來越頻繁，對製度的協調提出來越來越高的要求，與之相伴隨的，就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間的衝突與競爭，歸根結底，這是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 如果我們以這樣一個視角去理解中美、中歐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很多的困惑都會迎刃而解？
所以，我們可以引申出三點啟示。
1. 超級全球化沒有可行性，全球化有其自身的極限，難以找到徹底的解決方案，在可預見的未來，區域內的有限經濟一體化，也就是Regional Bloc，可以提供緩衝與替代。比如RCEP，為東盟及亞太經濟體的經濟融合帶來機遇。
2. 美國拉攏盟友合力對抗中國的策略隻能取得有限的成功，美國與歐洲之間有不同的經濟利益，也有各自獨立的意識形態；中國與歐洲之間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具有分歧，但是有更多共同的經濟利益，同時中國對歐洲不具有軍事威脅。
3. 很多時候，當我們麵對複雜局麵的時候，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曆史中尋找分析的模板。 比如說，經濟曆史學的權威Niall Fergusson說：“曆史類比是有力的。它們幫助我們理解當代的事件，比正規的社會科學模型更有用。”
正如前美國國防部長阿什·卡特在最近的哈佛大學應用曆史學會議上所說：“現實中的人們討論曆史，而非經濟學、政治學，或者國際關係。”他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與（曆史上的)什麼（事件）相似？
那麼當今世界的模板是什麼？Ray Dalio認為是一戰與二戰之間的三十年代。經濟不振，貿易摩擦，孤立主義與民粹主義抬頭，地緣政治暗流湧動。但是Niall Ferguson給出了他的答案。他認為，正確的曆史模板是十七世紀開始的三十年戰爭。

首先 ，三十年戰爭是什麼？這是一場意識形態戰爭，起源是歐洲的宗教革命，戰爭在天主教和新教兩個陣營之間展開，曆經三十年，在1648年以外交會議訂立和議的形式重建歐洲和平，這就是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體係。
第二 ，三十年戰爭為什麼重要？三十年戰爭後的和平解決方案，代表了基督教的正式分裂，歐洲不再具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不再追求普適真理。
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奠定了現代世界秩序的雛形，也是主權國家概念的起源。和平的根源，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共識，而是地緣上的實力平衡，打了三十年，最終是兩敗俱傷，並沒有在根本上分出勝負，因此必須尋求妥協、接受不同價值觀共存的現實。
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方案的核心在於，獨立國家享有主權，各國不幹涉彼此的內政，並通過均勢，也就是實力上的平衡來互相遏製、共同防範改變現狀的野心，比如路易十四到拿破侖的法國。

那麼回到我們麵前的現實，Niall Fergusson為什麼會把三十年戰爭當作今日現狀的模板呢？

首先，他將中美對抗當作意識形態的戰爭，雖然沒有熱戰的形式。
第二，中美之間在實力上形成均勢，雙方互相吃不下對方。
第三，現在的中美關係，並不類同於當年的美蘇關係，中美兩國都無決心和意願開展大規模的意識形態輸出。

因此，中美之間會實現威斯特伐利亞式的微妙平衡：競爭與合作共存，拉鋸、搖擺、分而不破，直到實力此消彼長，均勢被打破而改變現狀。

Niall Fergusson 有關中美衝突與三十年戰爭的類比，發表於貿易戰的最高峰，他斷言在現代社會，衝突的持續時間會相對較短，也就是在最近，我們也的確觀察到了中美之間和解與相互讓步的跡象；這對於全球經濟的複蘇必然是一種巨大的利好，我們來拭目以待，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