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崔軍

　　原副主任兼參謀長崔軍少將

　　他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子，是1948年21名留蘇學生之一。他說，我的出身，注定命運要與苦難同行。

　　他是武警水電指揮部少將，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為水電奔走請命。

　　他是在文革中飽受折磨的老人，內心並不怨恨，自認為“是一個敢說真話的人”。

　　44年的水電生涯，他走遍了山川，先後參加獅子灘、下硐、紫坪鋪、魚嘴、青銅峽、石門、潘家口、引灤入唐、劉家峽、萬安、峽口、天生橋一級二級、三峽、馮家山、寶雞峽、大山口、羊卓雍湖等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參與白山、龍灘、二灘、葛洲壩、李家峽、水布埡、隔河岩、安康、魯布革、漫灣、向家壩等工程的谘詢工作。

　　1

　　印象

　　當記者在北京永定路的武警總醫院南樓一科709室見到崔軍時，他正步履蹣跚地挪出病房門口迎接。

　　“我的左眼看不見了。”他說。

　　記者看到，他的左眼眼瞼完全耷拉下來，隻剩一道細縫。現在，崔軍的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視力0.2。此外，他還在經受著糖尿病的折磨。

　　上午9點15分，護士來給他測血糖。

　　“10.6，偏高了。”護士叫他首長。在記者看來，人們或許很難將眼前這個孱弱的耄耋老人同將軍聯係在一起。他是武警水電指揮部原副主任兼參謀長，1988年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武警水電少將軍銜；1999年，由中央軍委授予獨立功勳榮譽勳章後離休。

　　少將崔軍在醫院喝水的杯子，是一隻老才臣豆腐乳玻璃瓶子。因為有些時日了，瓶子口上生了些許黑垢。他的夫人黃小珊說，他就愛這個，保溫杯他也不用。

　　“要說幹淨，就這個幹淨。”他說。

　　文革期間，他被造反派折磨，前妻梁珍也受牽連，被稱為“反革命臭婆娘”，夫妻感情也因此滑向不可挽救的深淵。1978年，梁珍帶著小兒子與他離婚。

　　後來，經葉劍英之女葉楚梅介紹，同現在的妻子黃小珊結婚。

　　崔軍在拍照的時候總是不笑，記者在翻看他的回憶錄《田夫之子》扉頁上的照片時，幾乎都是這樣的表情：眉心揪成一個“川”字，撇著嘴，心事重重的樣子。但有兩張照片例外，一張是1999年10月3日，“4821”留蘇同學合影，他和羅西北、林漢雄站在一排，咧著嘴笑了；另一張是1997年10月18日，一家老小在家裏照了個全家福，崔軍麵容和藹寧靜地笑了。

　　“最近有什麼新聞？”吃飯的時候他問記者。

　　於是，記者和他聊起最近的工業明膠問題。他說，這些事都是共產黨自己搞出來的，長期這樣下去，老百姓怎麼能再信任你？

　　他憂心忡忡，心裏總裝著事。眼睛看不見了，還在讀書，寫讀後感。他給武警水電指揮部現任的領導同誌寫信談部隊的管理和體製問題；在走訪和參觀水利水電工程後給有關部門和領導寫信提意見。他常憂心，如今的“做官”人，握著人民賦予的權力以權謀私，和老一輩革命家相比簡直是雲泥之別。

　　他從毛澤東時代走來，始終保持了一個老革命的風骨。即便他做到武警水電指揮部參謀長時，他的大兒子還在北京公主墳城鄉貿易大廈當一名普通的工人。有一天他見到49歲的兒子，一問才知兒子已經退休了。有人問他，你為什麼不給你兒子走個後門？他說，走後門就不是共產黨員幹的事！

　　2

　　生世　　

　　他是中共早期高級幹部之子，父親崔田夫是陝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父親原名崔文憲，1935年毛澤東接見崔文憲：

　　“你是個大字不識的田夫，為什麼取個文縐縐的名字叫‘文憲‘呢？”

　　後來，崔文憲就變成了崔田夫。

　　1928年，崔軍出生在陝西省綏德縣崔家灣鎮鐵茄坪村一個沒有門窗的窯洞裏。這個村子近百戶人家，全部姓崔，但姓崔的長工照樣要給姓崔的財主幹活，受他們剝削。

　　此時正值1927年大革命失敗，國民黨高度警惕共產黨人，實行白色恐怖。而就在崔軍出生的半年前，父親崔田夫，這個從未踏進過學堂大門的窮長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崔軍說，我的出身，命運注定我要與苦難同行。

　　1934年，陝北遊擊戰爭形勢緊張，6歲的崔軍連同母親趙應清和3歲的弟弟一起，被國民黨抓進監獄，作為人質，來誘捕時為陝北特委書記的父親崔田夫。

　　盡管遭受嚴刑拷打，趙應清始終不肯供出丈夫的下落。“我母親頭上、臉上、手上都是傷，晚上躺在穀草上，翻身都困難。”

　　國民黨沒有辦法，在關押了他們母子3人一個月後，故意將他們放出，並派人跟蹤監視，以便抓捕崔田夫。

　　為了不連累別人，這個農村小腳婦女帶著崔軍和弟弟沿路乞討、流浪。此時的陝北，赤地千裏，餓殍遍野，人相食。當母子三人流浪到陝西綏德和清澗兩縣交界處時，同一直尾隨的地下黨員接上頭，白天躲藏、夜裏趕路，幾經輾轉才回到蘇區。

　　從此，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土包子”吃上了“供給製”的飯，成了“公家人”，也因此在革命聖地延安接受革命教育的洗禮，樹立了影響崔軍一生的勤儉作風和奉獻精神。

　　3

　　“4821”

　　1948年，崔軍同李鵬、鄒家華、羅西北等21人一同赴蘇聯留學，簡稱“4821”。同行的，還有葉挺、葉劍英、項英、劉伯堅、高崗、王稼祥等國家領導人的子女。

　　電影《紅櫻桃》裏麵那個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就是他們呆過的地方。他報考莫斯科動力學院水電係，和李鵬、賀毅、林漢雄、羅西北同一個係，四個人分別報了勘探、設計、施工、機電四個專業。他們憧憬著，等他們學成歸國，定能把一個大水電站從勘探、設計、施工、安裝、調試到發電全部包下來。

　　沒想到，這次留蘇的經曆，文革中給他帶來致命一擊。他常忍著心絞痛、頭暈去挨批鬥、勞動改造，接受無產階級的“再教育”。戴高帽、住牛棚、背語錄、掛牌遊街、挨打受罵、妻離子散，被折磨成了皮包骨。

　　文革時，他成為“4821”這個蘇修“特務組織”21名成員中的一分子。

　　他身上掛著“殺人犯、蘇修特務崔軍”的鐵牌子，戴上二尺多高的高帽，穿著紙糊的寫著各種侮辱人格詞語的衣服遊街，接受人們向他吐口水、扔石子和磚頭瓦片。陪鬥時，他戴一頂用15圈鋼筋做的高帽子，需要四個人托著才能前行。他被造反派強摁頭，被人從背後一腳踢致腿彎，跪下。

　　不久後的一天晚上，造反派蜂擁闖入崔軍的家，將他的技術資料連同從蘇聯帶回來的書籍、畢業證書、生活照片和筆記撕碎、扔了一地。崔軍在蘇聯和外國師生的合影，和他在黑海休假時和同學遊泳曬太陽的照片，都成了他裏通外國、生活腐化、搞特務活動的罪證。

　　一天，寧夏回族自治區在銀川聯合召開批鬥自治區“走資派”大會，他被拉去陪鬥。一顆不知從何方飛來的石子，擊中他的左眼眼眶，眼瞼立刻腫脹，內出血使眼圈烏黑睜不開，眼角裂開一條口子，鮮血糊住了眼睛。

　　在一個黑沉沉的夜裏，他開始對這場大革命產生懷疑了：“我是紅得發紫的人呐，怎麼就變成了反革命、特務？我熱愛群眾啊，怎麼就成了群眾鬥群眾的幕後操縱者和野心家？”

　　他從蘇聯回來，滿腔熱血地準備報效祖國和人民，可祖國和人民回應他的是“蘇修特務”。那種不被信任的極大冤枉，幾乎讓他痛不欲生。

　　“尤其是在災難降臨的時刻，往往死比生更容易，但是我必須活著，人一旦死去，就永遠無法解釋清楚應該澄清的事實。”

　　他選擇活下來。

　　“你恨那些整你的人嗎？”記者問。

　　“我不恨的，那不是他們的錯。”

　　時過境遷，他和他20位一樣被蒙在鼓裏的同學後來才知道，“4821蘇修特務案”是中央三辦立案的大案子，由康生親自主抓，逮捕崔軍、羅西北的指令也是康生親自下達。

　　1982年1月，中組部向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寫報告，認為“所謂‘4821蘇修特務案’純屬冤假錯案，並宣布給予‘平反’。”

　　2008年，“4821”60周年，崔軍到滿洲裏市新國門參加落成剪彩，車到滿洲裏，60年前乘火車路過滿洲裏火車站及蘇境邊防的情景再一次清晰地浮現在他的腦海，這是崔軍一生中最最難忘的時刻。

　　4

　　水電生涯

　　他把44年的水電生涯，概括成做了兩件事：“鑽山溝”和“跑工地”。

　　1980年以前，他在各個工程點的山溝溝裏轉，大城市根本不去，有時候會到北京，開個會就走人。1980年以後，他脫離施工單位當了領導，說是住在北京，實際上一年四季大部分時間還是在“跑工地”。

　　1955年，崔軍以優等成績從莫斯科動力學院水電係學成回國。他想著要到基層去，到生產一線去鍛煉，向廣大工農學習，於是立刻向組織寫了書麵報告，要求離開北京，到獅子灘的生產第一線。經水電總局局長李銳直接安排，1955年10月5日，他抵達重慶獅子灘水電站工地，擔任廠房工區副主任兼主任工程師。那個年代的水電站施工，機械化程度低，靠的是人拉肩扛和滿腔的革命熱情。

　　1958年，獅子灘工程竣工，崔軍又馬不停蹄被調往下硐電站擔任工區副主任兼設計和施工的總工程師。三年後，下硐電站發電，他又隨同工區原班人馬轉往紫坪埔工地，出任施工總工程師，沒想到卻遭遇了他的第一個“滑鐵盧”。時值“大躍進”，經過兩年多奮戰、用竹筋混凝土築成的導流明渠被洶湧的岷江水衝得七零八落……

　　青銅峽水電站同樣作為“大躍進”的產物，由於土法上馬和當時“極左”思潮的影響，當時工程曾出現了不少質量問題和缺陷。由於工程需要，1963年水電總局將崔軍從四川紫坪鋪工程局總工程師任上調入青銅峽工程局任副總工程師。

　　文革住牛棚、戴高帽一晃就是三年過去了，隨後工程局調往陝南石門水庫，繼續接受批判戴罪勞動又是五年。直到1974年的一天，時任陝西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的李瑞山路過石門水庫，聽工友說起崔軍來，李瑞山恍然大悟，這個飽受折磨的人原來是自己的老領導、陝北人民的老掌櫃崔田夫的兒子，於是決定將他調離青銅峽工程局，到陝西省水電局。至此，崔軍才得以從文革浩劫的夢魘中解脫，重新走上他夢縈魂牽的水電生涯。

　　1975年，崔軍“二次把軍參”，轉入基建工程兵61支隊，在潘家口一幹就是四個年頭，三班作業，大病一場。1978年50歲的崔軍被診斷肺癌，後來肺癌排除了，在301醫院割除了膽囊，後又帶病工作。

　　1980年進了北京武警水電指揮部，從過去單純的第一線施工到機關的管理領導工作，生活才開始走上正常化。

　　5

　　“婆婆嘴”

　　李銳在《田夫之子》的序言裏，這樣形容崔軍：1992年以後，（他）被安排多坐機關，少下工地，他就‘常用婆婆嘴，處處管閑事’。原來電力部的一些老同誌跟他開玩笑時也說：“你這個崔老總，壞就壞在嘴上了。你要是像那誰一樣，把部長都當了。”

　　他一生中，仗義執言，從不怕得罪人。

　　記者問起，他眉毛一揚：“我又不想當官，我是搞技術的，所以得罪人我不怕的。現在成了老百姓，更加不會怕了。”

　　這個“婆婆嘴”還很“固執”。為出這本回憶錄，因為書中涉及了從毛澤東到李鵬等多位中央領導人的曆史，電力出版社認為“政治敏感”。為此雙方“磨牙”近三年，他堅持認為自己的回憶錄盡管是一本“豆腐賬”，但絕沒有半句虛言。出版社社長拗不過他，說他“固執”。他說：“我就是固執，上至毛澤東下到李鵬，那時候，我見到過毛澤東呀，他給我題字，你把它弄掉，這一段我怎麼寫呀！當時李鵬和我是同學關係，這是曆史呀！李鵬當了官以後我就再沒寫他。”

　　崔軍的這張“婆婆嘴”，常常讓人“討厭”，有些地方又讓人不得不服。這一點在天生橋梯級電站建設中他提出的“崔氏方案”上得到了印證。

　　天生橋梯級水電站，包括一級和二級，建在黔桂交界處的紅水河上。原設計方案是，先利用紅水河雷公灘落差來建天生橋二級低壩。1982年，崔軍在現場考察了一個月之後，提出了與原方案相左的四條建議，即被61支隊技術幹部命名的“崔氏方案”：

　　一、無論是從能源利用還是從施工難易程度上考慮，都應先建一級電站，形成大水庫，既能防洪又能提供二級電站的發電流量。

　　二、如果仍堅持先開發二級，就要下決心修改原設計方案。具體做法是：將低壩下移2公裏，廠房上移2公裏；將地麵廠房改為地下廠房，設在2號支洞附近。

　　三、如果按照已批準的設計方案，總概算8.9億到9億難保，更談不上實現“提前一年截流、提前一年發電、節約資金5000萬元”的目標。

　　四、這樣複雜的地質條件下必須采取高度機械化施工。

　　“崔氏方案”基本上推翻了原設計方案，因此時任武警水電指揮部主任的賀毅也沒法拍板，隨後方案彙報到了時任水電部副部長的李鵬那裏，但有關方麵考慮到設計方案被推翻後不僅部隊無法進駐、國家計委審批將更加困難等原因，最終除了第四條外，其餘三條均未被采納。

　　後來，天生橋在施工中遇到的問題都被他言中：廠房三次因地質滑坡移動，隧洞在開挖中遇到地下河、溶洞、暗河、斷層，1985年12月24日發生的特大塌方事故更是釀成48人死亡的慘劇。

　　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曾在天生橋發電後去現場考察的老同學羅西北給他打來一個電話，對他說：“當時你提的修改方案是對的。”

　　6

　　回歸

　　離休後的崔軍，終究還是閑不住，又不服老，所以隻能繼續幹著在別人看來得不償失的“傻事”。他奔走在188體育官網app 一線，充當了水電部隊的“廣播員”、“通信員”、“情報員”，依然用他那張“婆婆嘴”，處處“管閑事”。從1989年底到1997年底的10年中，他給部長和中央領導同誌送報告寫信不下百封：五談如何為水利水電隊伍分憂解難、諫言二灘水電站及雅礱江梯級開發、反映三峽和小浪底工程建設問題。

　　他說壞事有時變成好事，他在文革中經曆的所有苦難讓他明白，意誌上也得到鍛煉，逐漸從盲目崇拜中解放，成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並立誌一生要為人民做點實在事。

　　崔軍一生坎坷，苦辣酸甜嚐遍，晚年時卻能平靜對待一切，不傷心、不生氣、心情開朗、精神充實。

　　盡管疾病纏身，他還自嘲地打趣自己：“心壞、無膽、糖尿病，它（病痛）奈何我不得。”

　　晚年時，他這樣回顧自己的一生：當別人都知道如何順應大環境而明哲保身的時候，他卻還在闡述、批評、伸張、爭辯，生大可不必生的氣、發大可不必發的火、失去大可不必失去的安寧、得罪大可不必得罪的人，真正是“不識相”得很。但他說，好在夫人黃小珊能懂他，她是一位好妻子也是一位好戰友。

　　他說，人貴有自知之明，不管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要從心靈深處把自己的位置擺正。他始終以“長工的兒子”、“農民的後代”自詡，因此從武警水電指揮部副主任、參謀長的位置上退休之後，沒有一點失落感，恢複了自己的本來麵貌，忘掉職務、放下架子，回到平民百姓之中。

　　送記者出門，他一邊挪著小碎步，一邊和記者打趣說：“現在我樂得一身清閑，什麼也不管，就管我的202（202是他在位於北京六裏橋的武警水電指揮部家屬院的門牌號）”。說完，開懷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