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博

　　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就是實施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完成管理型的政府向服務型的政府的轉變。為此，近年來我國已經撤銷了絕大多數的行業政府管理部門，希望從體製上實現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然而，遺憾的是我國的這種體製的改革，卻沒有能改變某些政府官員的理念，因此，對於某些具體的專業政府部門而言，改革反倒成了它們爭奪權利的機遇。最近，黑龍江省氣象部門出台的關於風能和太陽能等氣象資源歸國家所有的鬧劇，就是這方麵的典型代表。

　　由於人類社會溫室氣體減排壓力，世界各國都大力鼓勵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我國作為當前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在風能和太陽的開發建設上，當然也不能落後。最近幾年以來，我國風能的發展幾乎是連年翻番增長，到去年，我們已經全麵超過美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然而，我國的風能、太陽能電站建設的火熱場麵，也難免會激起某些政府官員的權力欲。於是黑龍江省的氣象部門就在本省率先出台了“風能太陽能”歸國家所有的《條例》。不管有關的官員，對此條例的解釋多麼的冠冕堂皇，其目的大家都很清楚，無非就是要在將來的風能和太陽能建設的審批權上分到一杯“羹”。

根據黑龍江省氣象局有關人員對此的解釋，我們有理由認為，本條例的出台是氣象局欺騙了黑龍江省的人大代表們，他們公開的謊稱“自然資源歸國家所有”是憲法的規定。其實，憲法對國有自然資源的表述，采用的是分別列明方式，這恰恰說明憲法否認自然資源都屬於國有。

　　在我國這種政府部門不注重社會服務和責任，而熱衷於爭取各種權利和利益的情況並不少見。例如，環保部門麵對我國艱巨的環保監管任務，他們幾乎是能推就推，而對於可能顯示權力和帶來利益的各種審批權，他們卻總是積極爭取，從不放過。淮河水汙染的治理，十年之久，不僅不見成效變，反而變得無聲無息。但是，對於某些具有水電站的河段的水汙染治理，他們卻似乎異常的感興趣。因為水電站是企業，而且大都是國有企業，對它們的“監管”往往能帶來數不清的“好處”。

　　有數據顯示，自從2005年環保部發動的“環評風暴”之後，環評審批立刻就變成了腐敗的重災區。此後短短三年多的時間內，就有數百名環評人員涉案，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就有80多人。就連當初環評風暴的發動者，也因為有所染指至今在媒體上銷聲匿跡。然而，這些教訓仍然阻擋不住官員們對權力的渴望。於是，即能“製約”建設企業的“環評”風暴之後，最近有又環保官員開始瞄向能夠“製約”運行企業的綠色“認證”工作。

　　目前，開展綠色水電的評估與認證是國際上的一種潮流。之所以能形成這樣的國際潮流，是因為水電的開發與建設，並非像我們以往所認識的那樣隻有利，沒有害。由於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很多社會進步的到來，我們在一開始往往會對其可能產生的副作用認識不足。事實上，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事，任何一種人類文明都不可能沒有副作用。有些隻不過我們暫時還沒能認識到罷了。

　　對於帶來人類文明巨大進步的水電的某些副作用，人們在一開始普遍的認識不充分。因此，近年來社會上也難免會出現對水電矯枉過正的反思。國際上一些不想讓發展中國發展起來的極端環保和偽環保組織，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也開始借此大肆編造謠言進行反水壩、反水電的宣傳炒作。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公眾客觀公正的認識和評價水電，用科學的態度對水電的綠色進行客觀的評估就顯得是十分必要。

　　從上個世紀末，歐洲的瑞士等國家，就開展了綠色水電的研究與評估。美國人認為水電本來就是綠色的，隻不過其對環境的不利影有大有小。所以，美國對綠色水電的研究稱為低影響水電。這些國家通過對綠色水電的研究，不僅回答了社會上關於水電是否為綠色的各種疑問，而且還成功的利用價格的杠杆推進了當地水電的建設和運行。例如，大家都聽說過，曾經有反水壩、反水電的宣傳說，巴西和加拿大的某些水電站建成之後，由於水庫的甲烷排放過大，以至於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超過同級別的火電。因此，有人就開始宣稱水電的汙染比火電更嚴重。

　　我們必須承認，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種說法確實能成立。例如，在水庫的淹沒很大，而水電站的裝機卻很小的時候，確實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麵。因為水庫的淹沒，確實會造成原有的植被腐爛變質之後排放一定的甲烷等溫室氣體。而由於某些水庫的建設主要是為了調節當地的水資源，所以，盡管水庫的庫容很大，但是，由於不具備發電條件（如落差很小）卻不能多裝機。如果在加上該水庫淹沒前沒有進行很好的清庫，大量的植被將在水庫中腐敗、發酵，所以，說那個水電站的溫室氣體排放大於相等的小火電廠也是可能的。

　　但是，這種個別的特例，絕不能代表說水電站的溫室氣體排放高於火電。如果要比較單位水電與火電的排放大小，至少要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的平均水平測定。為了澄清這一問題，瑞士在對水電站實施綠色水電的評估中，進行了全麵的檢測。根據檢測的平均結果，瑞士全國的水電站的溫室氣體排放，大約隻相當於火電的三百分之一。可見，瑞士的綠色水電評估過程，無情的揭露了國際反水壩、反水電組織，所散布的水電的溫室氣體排放高於火電和水電比火電的汙染更嚴重的謠言。

　　歐洲的綠色水電和美國的低影響水電評估，除了揭露謠言，客觀的評價了水電的生態環境作用之外，還促進了綠色的水電的進一步發展。在歐美很多國家都對通過了綠色水電評估和認證之後的水電站，予以經濟上的鼓勵，可以享受綠色的上網電價。形成了用市場化的手段，體現水電的生態環境保護作用的良性循環。

　　鑒於綠色水電評估和認證對水電發展的重要作用，從2007年起，中國水力發電學會就與著名的環保組織WWF著手在中國推廣這一經驗。隨後國際水電協會IHA也將他們所製定綠色水電評價體，引入了中國。通過試用IHA所製定的綠色水電標準，評價我國的一些水電站之後，已經收到比較理想的評價結果。評價的結果說明我國所進行的水電開發，基本上都比較符合國際社會的綠色水電標準。然而，這些國際經驗和評價結果還遠不能抵消某些極端環保宣傳所造成的負麵影響。至今甚至還有個別的環保官員，認為水電所造成的汙染比火電還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國際經驗，客觀的分析評價我國的水電開發現狀，結合我國國情製定出科學的綠色水電（或者說低影響水電）評價標準，澄清社會上對水電的偏見和誤解，就顯得十分重要。

　　不過，正當我們學術組織為了促進我國水電的健康發展開展綠色水電的評價標準研究的時候，某些政府部門卻看中了可能帶來的權利綠色水電“認證”，在繞開評價標準的前期下，試圖開展綠色水電的“認證”。盡管國外的綠色水電評估之後，也要有認證，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國的管理體製導致很多政府部門非常熱衷於能夠體現部門權力的“認證”。以至於我國的各種認證已經過多、過濫。而現實當中真正傷害社會公眾的，常常就是通過某種政府部門“認證”的產品和服務。因此，對於綠色水電評估的“認證”，如果不能像國外一樣與綠色電價掛鉤，那麼這種“認證”很可能又變成一種部門權力的體現。

　　目前，我國不僅缺乏評估綠色水電的標準，而且，某些誤解水電的錯誤觀念也還遠遠沒有澄清。例如，瑞士通過全國範圍的調研，已經明確了瑞士水電的單位千瓦溫室氣體排放隻相當於火電的三百分之一。而在我國那些堅定的認為水電的汙染比火電還嚴重的環保官員，卻已經開始“爭奪”綠色水電的“認證”權。客觀的說，在我國當前的形勢下，即便就是製定出了完善的綠色水電評價標準之後，也還不能急於搞什麼綠色水電的“認證”。因為，我們還沒有國外的那種電力市場，不大可能通過經濟杠杆實施綠色水電的“認證”。這樣的話，未來的水電“認證”無非就是增加了一項製約水電的行政許可而已。這與各國開展綠色水電評估和認證，通過經濟杠杆促進和激勵清潔能源的發展和應用，完全是背道而馳。

　　因此，根據我國的國情，即使在澄清了對水電的各種誤解，統一了綠色水電的評價標準之後，真要想開展“認證”，也要通過行業的價格管理部門（發改委）來主持綠色水電的“認證”工作。這樣才有可能像國外一樣，讓綠色水電的評估和認證，真正成為激勵綠色水電開發一項舉措。而不是僅僅給某個政府部門平白無故的再增加一項行政許可的審批權利。

　　當前，我國正麵臨體製改革的艱巨任務。如何實現從管理型的政府向服務型的政府轉變，是擺在我們麵前的重要的課題。與此同時，人類社會發展與能源供應的難題，也需要我們盡可能的開發利用各種可再生的能源。為了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應用，國家出台了相應的激勵政策並進行了管理體製的改革，但是，由於某些政府部門的服務理念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不免會吧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和國家的體製改革，看成了爭取部門權力的機遇。

　　未來的事實將證明：無論是黑龍江宣布的風能、太陽能資源歸國有，還是環保部門正在牟取的綠色水電“認證”權，一旦得以實施，都將對我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能源結構的調整構成重大的影響和傷害。促進科學發展應該是政府部門的責任，而不是什麼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