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公布的第一位獲獎者是來自肯尼亞的Ikal Angelei。根據介紹他獲獎的原因是“冒著生命的危險，抗議Gibe3大型水壩的修建，因為水壩一旦建成，將徹底切斷圖爾卡納湖周圍的土著居民的水源。”。
這裏讓人感覺匪夷所思的是，肯尼亞政府響應聯合國的號召加速水電開發，以便在解決本國貧困的同時，為全球的溫室氣體減排作出貢獻的行為，似乎是錯誤的。也就是說，戈德曼環境保護獎的宗旨似乎是要鼓勵對抗聯合國，並獎勵相關的反對政府的行為。
特別是本次戈德曼獎所提倡的“冒著生命的危險”的反對政府的行為，是否有公開的支持恐怖主義的嫌疑。隻不過戈德曼獎所提倡和鼓勵的這種恐怖主義，不是政治上的恐怖主義，而是環境上的恐怖主義。
在當今的時代，民主和法製是我們解決一切矛盾和分歧的倡導方式，然而號稱是保護環境的戈德曼獎，卻仍然大張旗鼓的用提倡和獎勵“冒著生命的危險”的方式去達到自己的個人或者本集團的目的。這也就讓人不難理解，為什當前的世界文明發展到了如此的高度，而恐怖主義還非常盛行？
具體的再看看這位戈德曼獎獲獎這的獲獎理由，也是頗有“創意”的。所謂“因為水壩一旦建成，將徹底切斷圖爾卡納湖周圍的土著居民的水源”的說法，難免讓人越聽越糊塗。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反水壩的組織用截斷河流的水壩將切斷水源等之類的危言聳聽來挑撥公眾的反水壩情緒。然而，稍加分析就發現這種說法真是非常、非常的愚蠢。
中國古代早就有個大禹治水的故事，說的就是曾經有個非常愚蠢的人想依靠建設阻擋水流的水壩來防止洪水。但是，最終總是不能成功。因為，水壩絕不可能是宇宙中的“黑洞”。不管多大的水壩、水庫，總要有蓄滿水的時候。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水流是永遠也阻擋不住的。因此，人類修建水庫、水壩的根本作用，絕不是簡單的阻斷水流，而是建造一種蓄水的設施，使得它能夠根據人們的需要，調節水資源的時空分布矛盾。
肯尼亞的Gibe3大型水壩，建設成了之後，如果當地政府的管理方式有問題，確實可能會造成“切斷圖爾卡納湖周圍的土著居民的水源”的情況。但是，反壩人士憑什麼在大壩還沒有建設之前，就斷言肯尼亞政府一定不能管理好這座大壩呢？事實上，根據所有發達國家的實踐結果來看，建設大壩和水庫是對水資源進行管理的前提和基礎。更大的可能性則是肯尼亞政府能通過Gibe3大壩，對肯尼亞的水資源時空分布矛盾，進行科學有效的調控，解決好包括圖爾卡納湖周圍的土著居民在內的所有的肯尼亞居民的水資源需求。
對於肯尼亞政府和人民來說不建設必要的大壩和水庫，就無法把汛期大量的洪水保存下來，在枯水期供給包括圖爾卡納湖周圍的土著居民在內的更多的肯尼亞人民使用。然而，我們這位Ikal Angelei卻不準肯尼亞政府建造這個能夠科學調配水資源的基礎設施，而且還美其名曰要保護土著居民的水源。這種用謊言和欺騙扮演著土著居民的救世主的跳梁小醜，不僅要理直氣壯的反對肯尼亞政府對水資源進行科學管理，而且還敢“冒著生命的危險”的破壞肯尼亞的公共利益。這難道是值得提倡的嗎？
由此可見，這位來自肯尼亞的Ikal Angelei的事跡，既不是在保護環境，更不是在維護圖爾卡納湖周圍的土著居民的利益，而是代表著某種打著環保的旗號，阻礙肯尼亞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國外勢力對肯尼亞主權的幹涉。而且，這種行為居然已經發展到了“冒著生命危險”的程度，讓人感覺似乎已經涉嫌犯罪。總之，如果我們公開的獎勵和縱容“冒著生命危險”的反對某國政府決策，那麼我們一定是在縱容和獎勵某種恐怖主義。
戈德曼環境保護獎鼓勵犯罪的形式還不止這些。另一位獲獎者中國的
很多人對法律規定擅自公布汙染企業的行為違法不理解，認為環保組織通過公布汙染圖對汙染企業進行監督沒有什麼不好。大家也許還記得，一位因為堅決的揭露汙染企業曾經獲得了2005年“中國十大民間環保人物”的稱號，並成為當年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提名人物的吳立紅鋃鐺入獄的故事。曾幾何時，不僅很多環保人士，包括一位全國人大大副委員長都給審理吳立紅案件的法院施加過輿論壓力，但是，最終也改變不了偽環保人士以揭發企業環境汙染為手段的詐騙犯罪的事實。吳立紅被判刑的根本是她不正當的使用了揭發汙染企業的手段。
實際上，馬軍公布水汙染圖的行為與獲得2005年“中國十大民間環保人物”的吳立紅的高調揭發環保企業的做法如出一轍。掌握了公布汙染企業的權利，就等於掌握了一種敲詐企業的渠道。作為一個NGO組織，即使馬軍不像吳立紅那樣主動去敲詐，恐怕也會有人自動把各種好處上門來。權力能夠帶來利益，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了。眾所周知，前不久已經有一些掌管環境評價權的官員紛紛因為經濟問題落馬。有國家撥付的經費，有著嚴格監管的國家機關官員尚且如此，誰能保證馬軍一類的NGO組織，能比我們國家的政府部門更清廉？誰能保證它們私自公布水汙染企業的行為，不會受到利益的驅動？
要知道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汙染防治法》之所以對公布水汙染的地區和企業有著嚴格的規定，就是要從製度上避免吳立紅這樣的環保人物和一些NGO組織把揭發汙染企業，變成一種敲詐的手段。這其實是對環保人士和環保組織的一種積極保護。
然而，戈德曼獎的評獎委員會卻為了鼓勵環保人士們詐騙犯罪，不惜公開的與中國的法律唱反調，明目張膽的把馬軍的違法行為，作為獲獎的“英雄事跡”。總之，號稱是保護環境的戈德曼獎，真是讓人匪夷所思。與其說它是獎勵保護環境的，還不如說它是鼓勵犯罪的獎項。
參考文章《專訪馬軍：如何盯住大企業環境行為》
轉自：財新騰訊
馬軍早年曾在媒體工作，1999年寫就《中國水危機》，對中國七大水域問題深入探討，引起學界高度關注。2006年，馬軍被評為綠色中國年度人物，並於當年5月入選美國《時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響的100人”。
2006年，馬軍組建了環境NGO組織公眾與環境信息研究中心。之後，中心建立了中國首個水汙染公益數據庫和“中國水汙染地圖”，通過搜集、整合公開資料，公示中國各地汙染企業的違法記錄。2007年，公眾與環境信息研究中心和國內多家環境組織組成“綠色選擇聯盟”，揭示大企業在華供應鏈中的環境違法現象。
2010年，聯盟發布調查報告，揭示蘋果公司有多家代工廠在環境保護和勞工保護方麵存在問題，引發各界關注。最終，蘋果公司開始正視其供應鏈中存在的問題，並開始和環保組織合作。
在馬軍赴美領獎前夕，財新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問：恭喜你獲得戈德曼環保獎。民間有人認為你們專挑一些大企業來揭發問題，是為了吸引眼球，例如2011年的美國蘋果公司在華代工廠事件。你們為什麼盯住大企業？
馬軍：我的看法是，企業確實給社會發展帶來很大幫助，我們尊重他們的貢獻，但他們必須注意到工業的排放。在中國，80%的能源是由企業消耗的，所以企業就是有很大的責任，你是環境問題的製造者，你也確實有責任來解決。
盯住大企業是非常必要的，他們是規則製定者。其他的中小企業，很多是供應鏈條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大企業向良性方向發展，最終會給中小企業的變化創造空間。
最早我們主要針對跨國公司，因為隻有他們才在乎自己的供應鏈企業是否有汙染。發展到現在，中國的企業已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目前為止，一共有590多家中外企業，來向我們說明他們的環境問題，中國的企業越來越多。這正是我們盯住大企業取得的效果，因為他們受到了供應鏈方式的影響。所以我們絕不是僅僅盯大企業，是通過他們來四兩撥千斤，形成杠杆撬動效應。
問：你們為什麼很執著地推動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對中國各地環境信息公開現狀，你如何評價？
馬軍：這些年，我們也一直在推動政府加強監管和信息公開，我們和合作夥伴NRDC（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每年出一個報告（汙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這個項目是最累的，是要求完全量化的，雖很艱苦但還是值得繼續做。
我們認為政府的信息公開非常重要，是解決許多環境問題的先決條件。連續的幾年評價，使我們和各地政府有了更多的交往。現在有許多地方政府，還主動和我們聯係，探究他們到底怎麼提升，這是非常欣慰的進展。
問：你認為在你作的所有環境保護工作中，最值得提及的是什麼？
馬軍：我們的每一個項目背後都有付出，但最為關鍵的是我們的汙染地圖數據庫，這是一切一切工作的基礎。後來我們所有的項目，如果沒有數據庫的話，是不可想象的。這是一個持續的、非常枯燥的工作，我的同事在最初的半年裏，每天都在不停地弄這些數據，不停的搜索、錄入到Excel表格裏。
在地圖發布之後的兩個月，第一家企業找過來。這是一家美國的大企業，當年他們中國區所有管理層的年終獎全部取消，這是第一家願意去整改的企業。
問：你從事過媒體工作，後來是如何開始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
馬軍：環境工作最早是個人的興趣。1999年我寫了《中國水危機》，之後加入了一個環境谘詢公司，再之後就全職地在做環境方麵的事情了，到現在已經有十年時間了。
我最早在外文報紙《南華早報》做研究員，報道涉及方方麵麵，環境一開始並不是重要的。但是在工作過程中，我個人開始把興趣集中在這個方向上。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看到一些環境問題，實際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麵問題，最後都從不同的角度和環境產生了一些連接。
當時在中國北方，很多的河流都已經幹涸了，黃河一年中有200多天都不能流入大海。還有水的河，汙染特別嚴重。在南方的一些是河湖縱橫的地方，居民守著這些河湖卻沒有幹淨的水。
最終激發我仔細研究水問題的是黃河。當時有個負責黃河管理的總工告訴我，他們治理黃河的方法是成功的，並將被推廣到全國的其他大江大河，也就是要以工程措施，以梯級水庫作為管理方式。我當時比較吃驚，因為黃河已經斷流幾個月了。後來了解到，他當時說的確實是對的，其他的河流，不管是長江還是珠江，還是鬆花江，長江的各大支流，竟然都有這樣的方案，隻是還沒有實施。
1998年，長江流域爆發大洪水，我們的人民和母親河之間展開殊死搏鬥，人與水的關係到了最緊張的時候。這就勾起了我之前想到的一些問題。在那一刻，我決定開始起筆寫，這就是一個開始。
問：您是第三位獲得戈德曼環境獎的中國人，您如何看待之前獲獎者的貢獻？
馬軍：我對其他的獲獎者非常尊敬，他們都是中國環保事業的先驅。
記者點評：
目前，馬軍的公眾與環境信息研究中心，已披露在華中外企業違規排汙信息九萬多條。公眾隻需輕點鼠標，就能知道全國31個省市區中，有哪些公司曾經違反環保法規。該中心聯合其他數十家民間環保組織成立的綠色選擇聯盟，已成功地讓蘋果等500多家中外企業，向公眾披露治汙計劃和措施。
在中國民間組織普遍缺乏財力的現實下，部分汙染企業因經濟效益獲得地方政府保護傘的狀況下，他們從打“大品牌”、“洋品牌”開始，為公眾參與企業環境行為監督，開拓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