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前部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正英

　　7月8日至9日,中央水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備受社會各界矚目。

　　“這次中央水利工作會議,將迎來中國水利建設新高潮。”水利部前部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正英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要把握好曆史機遇,將中國水利事業從近代水利推向現代水利。”

　　今年88歲的錢正英是新中國水利事業的領導者。她29歲時就被任命為水利部副部長,51歲起擔任部長。直至1988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她在水利部門工作了36年。

　　“我雖然離開了水利部,但是我仍在研究中國的水利問題。”這位水利界的元老回顧了中國水利60年間所走過的曲折曆程,“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已基本完成近代水利,水資源開發利用已經到了世界水平前列,三峽工程就是一個標誌。”

　　但是,錢正英也清醒地指出,“‘二戰’以後,世界的先進國家已經開始進入現代水利。近代水利注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而現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資源的管理和水環境的保護。”

　　“中國正處於新的曆史起點上。”錢正英說,“中國應當自覺地實現從近代水利到現代水利的轉變。關鍵是要轉變觀念,樹立人和河流和諧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觀念。”

　　“水利對中國尤為關係重大”

　　《財經》:最近召開了高規格的中央水利工作會議。而在今年年初,中央還公布了“1號文件”《關於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對水利全麵工作進行部署。這些事實是否說明,水利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了重視？

　　錢正英:是的,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水利的重要性。亞洲許多國家都重視水利,但水利對中國尤為關係重大,這是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曆史發展決定的。中華民族的發展與治水分不開,大禹治水的傳說就是反映了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的要求和願望。

　　回顧曆史,我感慨良多。從我小時候起,每天報上長篇累牘都是水旱災害。旱的時候,不少地方以觀音土充饑,甚至發生人食人的慘劇。大水的時候是一片汪洋,餓殍載道,流民遍野。連年的水旱災害,每一次受災人口都達千百萬。

　　可以說,嚴重的水旱災害,已經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了。1949年1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白皮書說,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各屆政府都不能養活自己的百姓。為什麼？因為水旱災害頻繁,糧食收成沒有辦法保證。而且水旱災害最容易造成大量逃荒的流民,進而導致極大的社會穩定問題。

　　《財經》:其實從曆史上來看,中國水利一直處於世界先進水平,都江堰、京杭大運河等都是享譽世界的水利工程。為什麼在1949年之前水利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錢正英:中國的古代水利確實是很輝煌的,秦朝以後有三次水利大發展,分別是秦漢時期、隋唐時期和元明清時期,帶動了人口大增長。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帶來了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水利的基礎學科開始建立,使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大為提高。

　　但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外侮內亂,國力衰退。水利不但不能趕上世界的發展,相反已有的水利設施都無力維修,效益退化。世界各國進入了近代水利,中國卻停滯不前,甚至於古代水利的成果都毀壞了。

　　因此,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加快了進入近代水利的步伐,追趕那些已經進入近代水利的國家。經過60年的奮鬥,中國水利發生了曆史性、根本性的變化。現在中國人口13億多,比建國之初多了兩倍,中國人民衣食無憂,社會穩定,靠的是什麼？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設了各種水利工程,常遇水旱災害得到初步控製。

　　剛解放的時候,中國的灌溉麵積隻有2億多畝,現在已經有10億多畝了,保障了糧食的供應,不再靠天吃飯。農業建立了高產穩產的基礎,城市工業也得到快速發展。現在大江大河都控製住了,都平穩了,支流的洪水基本上也能夠得到控製。比如,去年長江上遊的暴雨,如果沒有三峽大壩,肯定緊張得一塌糊塗,壓力不會小於1998年。

　　雖然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但並不是一帆風順,中間經過了很多的曲折和挫折。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追求政績,不願意往這塊投入。義務勞動現在沒有了,也沒有資金投入,中小型的水利工程沒有繼續修建,過去修的一些有損害也得不到及時維修和整治提高。

　　“中國人的水資源夠用” ？

　　《財經》: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水資源開發經曆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目前中國水利麵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錢正英:一般認為,中國水利麵臨的問題主要是“水多、水少、水髒”。不過,對這三個問題需要具體分析。

　　水多,指的是洪水問題。洪水是中國的大患,江河洪水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江河洪災則是由於人類在開發江河衝積平原的過程中,進入洪泛的高風險區而產生的問題。曆史上,人類為了開發江河衝積平原,不斷修築堤防,與水爭地,從而縮小了洪水宣泄和調蓄的空間,當洪水量超過人們給予江河的蓄泄能力時,堤防潰決,形成洪災。

　　我們應當實行戰略轉變,要從無序、無節製地與洪水爭地轉變為有序、可持續地與洪水協調共處。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堤防係統已經達到25萬千米的規模,不宜再增建和加高,而應在現有基礎上進行加固,並充分利用各類分、蓄、行洪區,解決超標準的洪水。

　　水少,指的是水資源量問題,多以人均狹義的水資源量為衡量的指標。所謂狹義水資源,是指降水後形成的河、湖等地表徑流和地下淺層水的徑流,並不包括全部降水。而人均水資源量指標,又包含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因素。在濕潤和半濕潤地區,既有灌溉農業,又有雨育農業,可以養育的人口較多,人均水資源量可能並不是很高;而在幹旱地區,雖然單位麵積產水量不高,但因人口較少,人均水資源量卻可能相當高。

　　因此,對於不同氣候區的人均水資源量,其實是沒有可比性的。例如,根據2007年水資源公報,處於幹旱區的新疆,人均水資源量為4123立方米;而處於濕潤區的江蘇和廣東,人均水資源量隻有650立方米和1673立方米。中國東部受季風的影響,各年間降水變化較大。在半幹旱和半濕潤地區,遇降水較多的年份,各種用水特別是農業用水會比較充分;而遇降水較少的年份,各種用水緊張、農業用水不足,就會感到水荒。因此,水少的問題是出現在某些年份的某些地區。

　　《財經》:建國以來進行的大規模水利建設,對調劑年際和年內的水資源分配發揮了很大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用水可能越來越多,中國的水資源問題能否支持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錢正英:一些人的認識仍停留在粗放的農業社會的水平,誤以為發展工業將大量增加用水。其實,進入工業社會後,農業人口將減少,粗放農業有條件改造為現代農業,現代農業加現代工業用水總量將比粗放農業用水量減少。

　　事實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經濟結構中二三產業的比重相應提升,以及社會文明水平的提高、環保意識的增強、循環經濟的發展,許多發達國家的用水總量已從快速增長轉為微增長、零增長以至負增長。

　　美國人上世紀70年代前後有兩次對本國水資源的評價,第一次認為水不夠,第二次研究發現,水資源完全可以支持社會經濟繼續發展。中國自1997年以來,也開始進入微增長時期。隻要實現戰略轉變,中國的水資源完全可以支持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我和一位英國人講過,我說中國人的水資源夠用,中國人能自己解決糧食問題,說中國人養活不了中國人是沒有道理的。

　　從1999年開始,我們在中國工程院組織跨學科、跨部門的研究團隊,持續工作了12年,完成了六個研究項目,第一個項目就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研究》。報告的結論是:通過建設節水高效的現代農業,中國可以基本立足於現有規模的耕地和灌溉用水量,滿足今後16億人口的農產品需要。但必須嚴格控製人口的繼續增長,同時加強需水管理,做到在人口達到零增長後,需水也逐步達到零增長。中國水資源的總體戰略是:以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支持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財經》:您認為中國水利主要問題並非洪水和水資源量,那應當是什麼？

　　錢正英:水多和水少都是自然賦予我們的條件,中國水利麵臨的真正危機在於,不少地方由於水質汙染和水資源過度開發造成水環境的不斷退化,其主要表現為水質惡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幹涸、濕地消失等等。

　　這種退化趨勢如不能及時有效扭轉,將威脅到中國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這才是當前中國水利麵臨的最大問題。

　　“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須適當”

　　《財經》:水環境退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您是怎麼認識到這個問題的？

　　錢正英:2000年7月,當時的副總理溫家寶同誌主持國務院會議,聽取了我們關於《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研究》的彙報,報告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2001年元旦的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溫家寶同誌向我提出:“關於水資源的合作很愉快,願意繼續合作。”於是,我們這個科研團隊又選定了《西北地區水資源配置、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

　　我參加了第一次考察,親眼看到,許多內陸河流由於上中遊大量引水灌溉,使下遊水量減少以至斷流,河流的終端湖泊幹涸,形成荒漠。有些河流在中遊水庫蓄水之日,即下遊斷流之時。在新疆塔克拉瑪幹沙漠北緣,我看到世界第五大內流河塔裏木河下遊的終點台特馬湖已化為沙漠,原因就是西大海子水庫的建設令一邊的河道幹涸了。

　　與此同時,由於水利建設和管理的粗放,許多大中型灌區大水漫灌,灌區土壤鹽堿化非常嚴重。在沙漠邊緣地區,由於超采地下水,天然植被衰亡,加重了沙化,甚至出現了“人進沙進,人退沙退”的局麵。這次考察,我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動,開始對過去的水利工作進行反思,認為過去水利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是水資源開發利用中的粗放和過度。

　　“非典”之後,國務院開始正常辦公。國務院有一個學術講座,溫總理點名要我去講水利,我就講到這些問題,我對在座的部長們說,“這不是現任水利部長的責任,是我當年當部長時的責任。”

　　《財經》:這種承擔責任的勇氣,非常難能可貴。

　　錢正英:周恩來總理說,活到老,學到老。我在學習的過程中,越來越認識到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人類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對河流開發利用和改造的力度不斷加大,引發了河流自身和周邊環境的一係列問題。

　　中國近幾十年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進行水利建設,海河、遼河等河流的開發利用率已經大於40％,超過國際公認的合理值,影響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續利用。我過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個錯誤,隻注重社會經濟用水,沒認識到首先要保證河流的生態與環境需水;隻研究開發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與效益。現在我們水利部門留下來的傳統思維仍是注重社會經濟用水,對生態與環境需水注意不夠,注重開發利用水資源,對保護與節約水資源注意不夠,這個錯誤的源頭在我。

　　在反思的基礎上,針對中國河流的現狀和問題,我們提出了“人與河流和諧發展”的新觀點:一方麵,人類為了本身的發展,必須開發、利用和改造河流;另一方麵,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須適當,不能損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續利用。從水資源的戰略角度看,要轉變觀念,以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支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還提出,目前中國在水資源管理方麵存在許多誤區,水利部門要從傳統的供水管理轉向需水管理。近年來我利用各種場合宣傳這些觀點。

　　《財經》:從供水管理轉向需水管理,是不是說,水利工作的重點不是調水而是節水？

　　錢正英:對。整個水利工作都應貫徹先節水、後調水,先治汙、後通水,先環保、後用水的“三先三後”精神,將水資源投資重點轉向節水、防汙和環保。各地水利投資,要改變“中央投資用於開源,地方投資用於節水”的做法。

　　此外,還應積極、有步驟地推行水價改革。西方國家把推行水價改革作為加強需水管理的首要措施;在中國,實踐證明,推行水價改革也是促進節水的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當前,許多城市的自來水管網漏損水量達到15％甚至20％以上,工農業生產和生活用水浪費嚴重,主要原因就是水價太低。

　　自覺從近代水利轉向現代水利

　　《財經》:建國之後,一直提倡“改造自然”。從“與天鬥其樂無窮”的鬥爭思想,到“人與河流和諧共存” 、“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新理念,是一個非常重大而可貴的思想轉變。

　　錢正英:客觀地說,建國之初改造河流也是對的。“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河流不整治也不行。和諧共存也要有一個基礎,如果不能實現對河流的一定的控製,你要和諧,它不和你和諧。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用工程技術把大江大河都控製住了,江河建成了新的格局。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已經到了世界水平的前列,三峽工程就是一個標誌。之前我們的主要問題是水資源沒有充分開發,現在的問題是要注意保護水環境,特別要防治汙染和地下水超采。當然,從全國來說,各個地區發展並不平衡;我國的西部地區,尤其是西南地區水利發展還比較滯後,這也是我當部長時留下的問題,還需要修建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在東、中部地區,需要加強中小水利工程的整修和管理並防治汙染。

　　《財經》:近年來,您一再呼籲中國水利要從近代水利轉向現代水利。近代水利和現代水利的主要區別是什麼？

　　錢正英:近代水利注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而現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資源的管理和水環境的保護。“二戰”以後,世界的先進國家已經開始進入現代水利。經過多少年的努力,中國從整體來說,基本完成近代水利,現在應該自覺地轉變發展方式。

　　《財經》:畢竟中國還是一個工業社會,還沒有進入後工業社會階段。

　　錢正英:中國地域遼闊,發展很不平衡。例如,在新疆,我們就發現這樣一個問題:新疆並不是因缺水而不能辦工業,而是因為沒有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農業生產過於粗放。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較低,導致用水過多,影響環境。在最缺水的吐魯番市,當地領導同誌總結他們的矛盾是:以95％的水資源支持為GDP貢獻5％的農業,隻剩5％的水來支持為GDP貢獻95％的工業。

　　但從整體來說,中國社會開始從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會的階段,水利要適應後工業社會時期的要求,我們應自覺把水利工作逐漸引入到後工業時期,實現從近代水利到現代水利的轉變。從傳統的供水管理為主,轉向以需水管理為主。從過去的“粗放管理,過度開發”,轉向加強水資源的管理,保護水環境。

　　中國水利必須從近代水利走向現代水利。要實現這個曆史性轉變,關鍵是要轉變觀念,樹立人與河流和諧發展的觀念,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我相信,這一次水利高潮,將消除過去高潮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片麵性。特別希望能夠彌補我過去主持水利工作中存在的“重大型輕中小型、重骨幹輕配套、重建設輕管理、重水量輕水質”的缺點,將水利建設帶入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