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院士解讀三峽那些事兒
2011/7/6 14:33:01 新聞來源：科學時報
作者：洪蔚 來自：科學時報 發表時間：11-07-06
自三峽工程進入初期運行以來，長江流域發生了特大地震、幹旱、洪澇等一係列自然災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要解決長江中遊幹旱的問題，需要對中下遊水庫的水量進行統一調度。不能把幹旱的問題統統歸到三峽身上，都讓三峽解決。
在三峽的那些事兒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泥沙問題，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評價。三峽水庫使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作為新的情況，應該在後續規劃中予以充分考慮。
從地震情況來看，每到汛期末蓄水時，地震活動會有所增加，但是都比前一年要弱，這也是符合規律的。
通常對水壩提出的“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標準，對三峽這樣的工程來說，應該提高到“中震不壞、大震可修、強震不倒”。
三年實驗性蓄水沒有發生問題，同時崩塌數量逐年在減少。
如果三峽的800多億度電，每度電再增加五分錢，每年就可多收入40億元，把這筆錢返回到資源所在地，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公眾對三峽工程產生了質疑，事實上，反對的不僅僅是三峽工程，而是反對水電，反對水壩和水庫。
“三峽的事情一場風波接著一場風波，大概每年都會有一場風波。”原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總經理、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感歎說。
自2006年10月三峽工程進入初期運行以來，長江流域發生了特大地震、幹旱、洪澇等一係列自然災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今年長江中下遊遭遇50年一遇的幹旱，使得三峽“風波又起”：對這“一會兒旱一會兒澇”的年景，一些民眾，甚至學者，不禁質疑：“都是三峽工程惹的禍？”
近日，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舉辦了“科學引領公眾輿論 技術支撐可持續發展長江三峽工程綜合效益高層論壇”。在論壇上陸佑楣、鄭守仁、朱伯芳、陳厚群、陳誌愷、張楚漢、韓其為、陳祖煜八位院士，以及相關專家根據各自擅長的領域，對三峽進行了一番“解讀”，並對其未來發展提出了建議。
抗旱：關鍵在於水庫調度
旱了怪三峽，澇了也怪三峽，在陸佑楣、陳誌愷兩位院士看來，社會輿論對水庫的認識存在一定的誤區。
目前，針對下遊幹旱有一種錯誤認識：是水庫缺水把水引走了，致使中下遊沒有水。陸佑楣認為，造成這種錯誤認識的關鍵原因在於，社會輿論並沒有真正了解到三峽水庫是怎麼運行的。
每年長江通過三峽壩址的水量是4500億立方米，三峽水庫去年蓄水達到了設計的正常蓄水位175米（水庫正常運行時不會超過這個水位），水庫蓄到這個水位時，庫水也隻有393億立方米，而且是在去年的汛期末蓄起來的，本意是要應對枯水期。
陸佑楣說：“這393億立方米水，三峽水庫沒有"吃掉"一立方米。發電是利用水的勢能，既沒有汙染也沒有消耗；三峽水庫沒有引水工程，水庫裏的水不可能被引出去另作他用。隻會在滿足發電要求的同時，在下遊需要時給予一定的補給。”
麵對今年的幹旱，國家防總、長江委在分析了旱情後，指揮水庫向下遊補水大約200億立方米，對緩解下遊的旱情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1998年長江大水以來，長江進入枯水期，三峽的徑流量本應該接近一萬億立方米，但從2000年開始以後，大概隻有7個年頭水量超過9000億立方米，而最少的年份入海水量少於7000億立方米，正常的年份應當有8000多億立方米水入海。
“相對來講下遊用水就緊張了，所以幹旱是比較嚴重的，甚至影響到全國。”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誌愷說。
在幹旱缺水的情況下，關鍵問題就是水庫怎麼樣調度。
在原先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時，長江幹流隻有三峽這一個水庫，“沒有想到三峽水庫修好了以後，上遊、中遊也跟著修起了水庫。”
目前除了三峽的上遊溪洛渡、向家壩，中遊洞庭湖、鄱陽湖正紛紛修建較大規模的水庫外，下遊支流上也在修建水庫。
根據長江的幹旱情況，陳誌愷進行了初步分析，有的年份上遊幹旱，有的年份中遊幹旱，有的年份下遊幹旱，沒有一定的規律。
因此，他認為，要解決長江中遊幹旱的問題，需要統一調度。中遊水庫的6000多億立方米水怎樣調度運用？下遊的水庫又應當怎樣調度？
“幹旱麵積很大，幹旱地區又不一樣。”陳誌愷說，“不能把幹旱的問題統統歸到三峽身上，都讓三峽解決。它能控製的隻有上遊水量，不能控製下遊水量。”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誤解，陳誌愷認為，是公眾對這個問題理解得不夠。
泥沙：世界性成功經驗
在論壇上，院士們普遍認為，在三峽的那些事兒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泥沙問題，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評價。
“泥沙問題本來是比較複雜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韓其為說，“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先例。除了一些小水庫排沙問題容易解決，大水庫到最後都是要淤死的。”
因此，早在1953年，有關部門就曾組織專家對北方水庫進行考察，吸取三門峽水庫的經驗，提出不要修成“泥庫”的目標。
目前從水庫淤積情況來看，因為來沙量減少，淤積量基本上隻有過去的40%左右。“解決了大水庫長期使用的國際難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守仁說，當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部分，一是水庫回水區；二是樞紐建築物是否會影響船閘通航，影響電站正常運行；三是大壩對下遊河道的影響。
現在看來，鄭守仁說，當時泥沙專家組論證的時候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泥沙的問題不會影響到三峽工程的安全運行；水庫運行不影響上遊幹支流建庫；三峽水庫運行八十至一百年，三峽水庫防洪庫容還會保留86%以上。
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和我國有一個聯合協議，加拿大曾組織一個公司進行論證，對三峽水庫的長期使用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水庫的平衡坡降和長期使用是處理三峽泥沙問題的基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有這麼多的經驗，以至於在設計階段就能確定最終的庫容。
三峽水庫的泥沙帶來的長遠問題，更多地集中在下遊，陸佑楣說，有了三峽水庫，枯水位低了，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
以洞庭湖為例，沒有三峽水庫，每年汛期長江大量的泥沙和水一起湧入洞庭湖，到了枯水期，清水流出洞庭湖，泥沙卻留在湖內。洞庭湖本是逐步消亡的湖泊，有了三峽水庫減少了大量泥沙，反而可以延長洞庭湖的壽命。
自三峽工程進入初期運行以來，長江流域發生了特大地震、幹旱、洪澇等一係列自然災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要解決長江中遊幹旱的問題，需要對中下遊水庫的水量進行統一調度。不能把幹旱的問題統統歸到三峽身上，都讓三峽解決。
在三峽的那些事兒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泥沙問題，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評價。三峽水庫使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作為新的情況，應該在後續規劃中予以充分考慮。
從地震情況來看，每到汛期末蓄水時，地震活動會有所增加，但是都比前一年要弱，這也是符合規律的。
通常對水壩提出的“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標準，對三峽這樣的工程來說，應該提高到“中震不壞、大震可修、強震不倒”。
三年實驗性蓄水沒有發生問題，同時崩塌數量逐年在減少。
如果三峽的800多億度電，每度電再增加五分錢，每年就可多收入40億元，把這筆錢返回到資源所在地，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公眾對三峽工程產生了質疑，事實上，反對的不僅僅是三峽工程，而是反對水電，反對水壩和水庫。
本報記者 洪蔚
“三峽的事情一場風波接著一場風波，大概每年都會有一場風波。”原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總經理、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感歎說。
自2006年10月三峽工程進入初期運行以來，長江流域發生了特大地震、幹旱、洪澇等一係列自然災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今年長江中下遊遭遇50年一遇的幹旱，使得三峽“風波又起”：對這“一會兒旱一會兒澇”的年景，一些民眾，甚至學者，不禁質疑：“都是三峽工程惹的禍？”
近日，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舉辦了“科學引領公眾輿論 技術支撐可持續發展長江三峽工程綜合效益高層論壇”。在論壇上陸佑楣、鄭守仁、朱伯芳、陳厚群、陳誌愷、張楚漢、韓其為、陳祖煜八位院士，以及相關專家根據各自擅長的領域，對三峽進行了一番“解讀”，並對其未來發展提出了建議。
抗旱：關鍵在於水庫調度
旱了怪三峽，澇了也怪三峽，在陸佑楣、陳誌愷兩位院士看來，社會輿論對水庫的認識存在一定的誤區。
目前，針對下遊幹旱有一種錯誤認識：是水庫缺水把水引走了，致使中下遊沒有水。陸佑楣認為，造成這種錯誤認識的關鍵原因在於，社會輿論並沒有真正了解到三峽水庫是怎麼運行的。
每年長江通過三峽壩址的水量是4500億立方米，三峽水庫去年蓄水達到了設計的正常蓄水位175米（水庫正常運行時不會超過這個水位），水庫蓄到這個水位時，庫水也隻有393億立方米，而且是在去年的汛期末蓄起來的，本意是要應對枯水期。
陸佑楣說：“這393億立方米水，三峽水庫沒有"吃掉"一立方米。發電是利用水的勢能，既沒有汙染也沒有消耗；三峽水庫沒有引水工程，水庫裏的水不可能被引出去另作他用。隻會在滿足發電要求的同時，在下遊需要時給予一定的補給。”
麵對今年的幹旱，國家防總、長江委在分析了旱情後，指揮水庫向下遊補水大約200億立方米，對緩解下遊的旱情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1998年長江大水以來，長江進入枯水期，三峽的徑流量本應該接近一萬億立方米，但從2000年開始以後，大概隻有7個年頭水量超過9000億立方米，而最少的年份入海水量少於7000億立方米，正常的年份應當有8000多億立方米水入海。
“相對來講下遊用水就緊張了，所以幹旱是比較嚴重的，甚至影響到全國。”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誌愷說。
在幹旱缺水的情況下，關鍵問題就是水庫怎麼樣調度。
在原先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時，長江幹流隻有三峽這一個水庫，“沒有想到三峽水庫修好了以後，上遊、中遊也跟著修起了水庫。”
目前除了三峽的上遊溪洛渡、向家壩，中遊洞庭湖、鄱陽湖正紛紛修建較大規模的水庫外，下遊支流上也在修建水庫。
根據長江的幹旱情況，陳誌愷進行了初步分析，有的年份上遊幹旱，有的年份中遊幹旱，有的年份下遊幹旱，沒有一定的規律。
因此，他認為，要解決長江中遊幹旱的問題，需要統一調度。中遊水庫的6000多億立方米水怎樣調度運用？下遊的水庫又應當怎樣調度？
“幹旱麵積很大，幹旱地區又不一樣。”陳誌愷說，“不能把幹旱的問題統統歸到三峽身上，都讓三峽解決。它能控製的隻有上遊水量，不能控製下遊水量。”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誤解，陳誌愷認為，是公眾對這個問題理解得不夠。
泥沙：世界性成功經驗
在論壇上，院士們普遍認為，在三峽的那些事兒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泥沙問題，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評價。
“泥沙問題本來是比較複雜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韓其為說，“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先例。除了一些小水庫排沙問題容易解決，大水庫到最後都是要淤死的。”
因此，早在1953年，有關部門就曾組織專家對北方水庫進行考察，吸取三門峽水庫的經驗，提出不要修成“泥庫”的目標。
目前從水庫淤積情況來看，因為來沙量減少，淤積量基本上隻有過去的40%左右。“解決了大水庫長期使用的國際難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守仁說，當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部分，一是水庫回水區；二是樞紐建築物是否會影響船閘通航，影響電站正常運行；三是大壩對下遊河道的影響。
現在看來，鄭守仁說，當時泥沙專家組論證的時候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泥沙的問題不會影響到三峽工程的安全運行；水庫運行不影響上遊幹支流建庫；三峽水庫運行八十至一百年，三峽水庫防洪庫容還會保留86%以上。
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和我國有一個聯合協議，加拿大曾組織一個公司進行論證，對三峽水庫的長期使用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水庫的平衡坡降和長期使用是處理三峽泥沙問題的基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有這麼多的經驗，以至於在設計階段就能確定最終的庫容。
三峽水庫的泥沙帶來的長遠問題，更多地集中在下遊，陸佑楣說，有了三峽水庫，枯水位低了，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
以洞庭湖為例，沒有三峽水庫，每年汛期長江大量的泥沙和水一起湧入洞庭湖，到了枯水期，清水流出洞庭湖，泥沙卻留在湖內。洞庭湖本是逐步消亡的湖泊，有了三峽水庫減少了大量泥沙，反而可以延長洞庭湖的壽命。
然而，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出，“三峽水庫使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作為新的情況，應該在後續規劃中予以充分考慮。”陸佑楣說。
下遊的衝刷也有很多積極影響，韓其為說：“衝刷對防洪產生了正麵效果。”以荊江為例，由於荊江的衝刷，使流量從過去5萬立方米每秒左右增加到5.8萬立方米每秒，可以增加7000~8000立方米每秒的泄量，增加了防洪的作用。
對於人們關心的崩岸問題，韓其為指出，修建水庫後的20~40年間，由於河勢有較大的調整，容易出現崩岸，過了這個階段就好了。“從目前看，崩岸問題是可以控製的，也有天然的條件進行控製。”
三峽對下遊的衝刷，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特別是排沙量的減少對河口的影響。但是，一些學者認為三峽的泥沙淤積七八十年後，可以達到衝淤平衡。韓其為說：“我感覺要到120年的時候，才可以實現真正的平衡。”
地震：達摩克利斯之劍
早在三峽工程論證階段，就有人提出，地震將是一柄高懸於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到了汶川地震後，三峽工程受到更多的關注與質疑。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厚群說，在這裏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並不是建了水庫就一定會有地震。
根據陳厚群掌握的數字，目前世界上已經有記錄的、因修建大壩和水庫而發生地震的實例，大概有一百來個，而且其中有一些地震是否與水庫有關目前仍有爭議。“我們按一百多個計算，這個數字與全球幾十萬座大壩相比，概率是非常小的。”陳厚群說。
再來看看震級。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公認的水庫地震震級超過6級以上的隻有4個：一是希臘的克裏瑪斯塔（Kremasta）、非洲讚比亞的卡裏巴（Kariba）、印度的柯依納（Koyna）和中國的新豐江。
關於水庫地震最大震級可以達到多少的問題，經全球專家反複論證後認為，可以達到6.3級。
對於網上流傳的“三峽水庫蓄水以後發生6.4級地震”的傳言，陳厚群說：“這是不可能的。”
在三峽工程容易發生地震的河段，2001年就已經建立起24個地震觀測台站，進行密切監測，其設備水平是當時最先進的，甚至可以監測到1級以下的地震。
根據觀測結果，陳厚群介紹了三峽蓄水後的地震情況。
三峽工程從2003年開始蓄水，水位從139米到近三年的170米。每次水位上升的開始階段，地震活動性會有明顯的增加，然後又慢慢地減弱下來。到目前為止，所發生的地震，99%以上都是0.5級到1級的小震，較大的地震發生在水位從139米上升到156米之後，發生過三點幾級的地震，2008年往170米水位蓄水過程中，最大的地震為4.1級。
陳厚群說，這與早先規劃時的預期相符。從2008年後，連續三年蓄水到170米水位以上，2010年達到了175米。從地震情況來看，每到汛期末蓄水時，地震活動會有所增加，但是都比前一年要弱，這也是符合規律的：水庫地震，特別是非構造性的，是表層應力調整的過程，剛蓄水的時候，調整得較大，然後慢慢趨於穩定。
“當然地震非常複雜，僅從這三年來看是逐年減弱。”陳厚群說，“今後的趨勢據我判斷還是趨向穩定的，當然也不排除會有個別四級、五級的地震出現。”“風險是存在的，要盡量將風險降到最低。”
在汶川地震後，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楚漢曾撰文探討地震與大壩的關係，其中也涉及了三峽工程。在此次論壇上，他再次提出了他一貫的主張，他呼籲：“對三峽大壩加大一點頻率，再校核一下，看看大壩穩定安全的狀況。”
他指出，高壩大庫要求要高一點，特別對三峽大壩。通常對水壩提出的“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標準，對三峽這樣的工程來說，應該提高到“中震不壞、大震可修、強震不倒”。
三峽地區的基本烈度是VI度，設計的烈度是VII度，設計峰值加速度是0.125 g，張楚漢認為按這個設計烈度設防是必要的，但仍不夠。“地震的事誰也說不準。”以唐山、汶川為例，唐山地區原是VI度區卻出現了一個X~XI度，汶川原是VII度區也出現了X~XI度。
因此，要用三峽大壩的極限抗震能力反過來校核，看看三峽承受VIII度，甚至IX度地震有什麼樣的破損，即使發生這樣的強震也要做到可修。
地質災害：一個曆史性問題
三峽庫區由於地形地質條件複雜，從曆史上來看，三峽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滑坡、崩塌等地質災害頻發的地區，在曆史上記載的大型崩塌、滑坡有十餘處之多。發生在明朝的一次大滑坡，曾經堵塞長江航道80年之久。1950年巴中滑坡堵塞河道3年。
鄭守仁介紹說，從1982年到三峽工程開始建設的12年中，庫區兩岸發生嚴重的滑坡崩塌近百處，規模較大的有十處。
長江水利委員會高度重視三峽庫區的穩定問題，組織地質專家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三峽工程條件好和較好的庫岸占庫岸總長的90%左右，較差的16.1公裏分布在局部的地段。
鄭守仁說，因為三峽幹流庫岸全長1300公裏，崩塌、滑坡體量、總體積都比較大。
城鎮搬遷時選址，原本要選在遠離長江的山中，但一些沿江縣城領導說“我們生在長江邊”，不同意搬離長江，於是一些縣城就臨江修建起來，最後卻發現建在滑坡體上，便又進行治理。
2008年開始實驗性蓄水，水位到170米之後，就發現有些房子建在軟基上麵，而不是建在岩石上，下麵經過水的浸泡，房屋就出現了問題，各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應急搬遷的措施。2008年的蓄水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有大致兩萬多人，搬到185米以上。此後，到2010年水位達到175米，沒有再出現大的問題。
但是，到整個三峽蓄水達到175米、水麵麵積達到1054平方公裏後，出現了一些小的滑坡、崩塌。“當時沿著庫岸走一圈是5311公裏。”鄭守仁說，“這麼長的岸線在蓄水過程當中，有些地方發生局部崩塌也是屬於正常的。”
三年實驗性蓄水沒有發生問題，同時崩塌數量逐年在減少，鄭守仁說：“投入一百多億采取分期治理的辦法，治理地質災害，效果還是比較顯著的。”
當初在論證的時候，認為對生態環境影響，有利影響在下遊，不利影響在庫區。鄭守仁解釋說，水庫蓄水之後，庫水位抬高，流速減小，稀釋能力小了，水庫的水質容易受汙染。
當時，國務院批準投入了將近400億，在城市中建設汙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重慶市建成汙水處理廠94座，垃圾處理廠48座，有效地將三峽庫區生活汙水處理率或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分別提升到84%和94%，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三峽蓄水之後，幹流水質基本上維持在2、3類水平，但是支流效果就差一些，支流是3類到4類。鄭守仁說，防止水華是世界性難題，三峽集團公司委托中國科學院、長江科學院還在進行研究。
移民：“不是消極因素”
三峽大學坐落在大壩所在地宜昌市，三峽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院長董曉華，來自於移民家庭，父母從秭歸老縣城貴胄鎮搬遷到毛平，離大壩隻有一兩公裏，從住所的陽台上可以看到大壩的壩體。
“我們移民了100萬人口，確實人數眾多，很多國家舉國也沒有這麼多人，這是我們的特殊國情。”董曉華說，“這移走的100萬人，保護了江漢平原至少1000萬人口的安全。”
如果沒有三峽工程，董曉華說，2010年7月20號發生7萬立方米/每秒洪峰的時候，1998年的曆史會重現：1998年江漢平原出動100萬居民，24小時在大堤上嚴防死守至少70天，犧牲1000多人，損失巨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朱伯芳說，三峽修水庫效益好，全國受益，長江中下遊受益最大，而損害最大的是庫區的人，包括庫區移民。移民的問題始終很難解決。房子蓋得很好，生活卻不如過去。對此，他建議對水庫移民建立長期的補償機製。
朱伯芳粗略地算了筆賬，發電效益大概一年三四百億的收入，僅從中拿出10%，就有三四十億，攤到每個移民頭上也有幾千元。
他建議由三峽水電站給移民每人一張類似股票的票證，憑這張票一年可以收入幾千塊錢，並且子子孫孫地繼承下去。憑此水庫移民可以從發電的效益中，獲得一筆長期穩定的收入，作為損失的補充。
在論壇上，陸佑楣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貧窮的地方要致富，要靠本地自己的發展，三峽庫區移民的本地資源就是發電。而三峽的電並沒有對三峽庫區進行社會財富的分配，而是以兩毛五一度的價格，直接送到了上海、廣州等發達地區，使這些地區享受到廉價、清潔的能源，而資源所在地卻並沒有享受到這部分利益。“這是國家社會財富分配出現的問題。”
陸佑楣說：“我在很多的場合都提到了，如果三峽的800多億度電，每度電再增加五分錢，每年就可多收入40億，把這筆錢返回到資源所在地，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移民不是消極的因素，而是積極的因素。美國前任總統小布什曾說過：移民可以激發一個民族的激情。”陸佑楣說。
未來幾十年的質疑，如何麵對？
不久前，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祖煜曾與《科學世界》雜誌合作，推出科普專刊《大壩之問》。這一個月以來，他與《科學世界》再次合作，經過一個月的籌備，準備推出新一期科普專刊。陳祖煜說：“姑且叫《三峽之問》吧。”
早在1919年，孫中山就提出了三峽工程的設想，陳祖煜稱之為“世紀之夢”，如今這世紀之夢卻麵臨種種質疑，對此，陳祖煜深感科普的重要性：“我在醫院住院時，病友、護士、醫生，一提三峽的事，大家都持反對態度，問問原因，卻又說不出來。往往在我花上五分鍾，講解一些基本道理後，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發生態度的轉變說明基礎知識的介紹非常重要。”
三峽工程，除了防洪、抗旱、發電取得了積極的效益外，在航運方麵，三峽工程的建設對航運的促進超出了預期水平，大大減少了航運過程中燃料的投入。統計數字表明，由於三峽工程改善了三峽地區的通航條件，現在噸公裏的費用與原來噸公裏費用相比減少了70%，減排效益非常顯著。截至2010年年底，三峽船閘通過量已經達到了7880萬噸，再加上翻壩轉運，過壩的貨運量已經達到了8794萬噸。
陸佑楣說，公眾對三峽工程產生了質疑，事實上，反對的不僅僅是三峽工程，而是反對水電，反對水壩和水庫。他指出，要正麵認識水壩、水庫與人類的關係，“水庫、水壩是人類文明的結果，從本質上來看，是改善生態，保護環境。”
以三峽為例，陸佑楣說，修建三峽工程是為了保護下遊1500萬人口、150萬公頃的耕地、富饒的江漢平原。沒有修建三峽的時候，生態環境就好了嗎？1500萬人口的地區時刻處在洪水威脅的狀態之下。建一個水庫，建一個三峽工程就是破壞了生態平衡嗎？事實上，平衡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所以事物才能夠向平衡方向發展，不斷地往前進。“人對自然環境的認識是無止境的，應該動態考慮，三峽工程從論證開始就進行了動態考慮。”
由於三峽工程處在水旱災害十分頻繁的地區，又是世界一號工程，再加上工程對上、下遊地區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利影響，這種種原因使得“三峽工程再過幾十年，仍然會有質疑聲音，這也是不可回避的。”陸佑楣說。
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麵對質疑？陳厚群說：“我記得潘總（兩院院士潘家錚）在回答記者"誰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的提問時，說"提反麵意見的人。"反麵意見促使我們全麵考慮問題，盡量將工作做細、做好、做紮實。”
麵對目前質疑聲不斷的局麵，陳誌愷呼籲信息公開，他指出，宣傳不夠、公眾不了解情況的原因之一是，信息、資料不夠公開。陳誌愷說：“今年下遊幹旱，我要查查下了多少雨，卻查不到，估計等我們拿到相關資料要到下半年了，因此，我們作為專家也很難發表意見。公眾不了解情況，才什麼事情都找三峽，什麼事都怪三峽。”
自三峽工程進入初期運行以來，長江流域發生了特大地震、幹旱、洪澇等一係列自然災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要解決長江中遊幹旱的問題，需要對中下遊水庫的水量進行統一調度。不能把幹旱的問題統統歸到三峽身上，都讓三峽解決。
在三峽的那些事兒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泥沙問題，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評價。三峽水庫使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作為新的情況，應該在後續規劃中予以充分考慮。
從地震情況來看，每到汛期末蓄水時，地震活動會有所增加，但是都比前一年要弱，這也是符合規律的。
通常對水壩提出的“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標準，對三峽這樣的工程來說，應該提高到“中震不壞、大震可修、強震不倒”。
三年實驗性蓄水沒有發生問題，同時崩塌數量逐年在減少。
如果三峽的800多億度電，每度電再增加五分錢，每年就可多收入40億元，把這筆錢返回到資源所在地，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公眾對三峽工程產生了質疑，事實上，反對的不僅僅是三峽工程，而是反對水電，反對水壩和水庫。
“三峽的事情一場風波接著一場風波，大概每年都會有一場風波。”原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總經理、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感歎說。
自2006年10月三峽工程進入初期運行以來，長江流域發生了特大地震、幹旱、洪澇等一係列自然災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今年長江中下遊遭遇50年一遇的幹旱，使得三峽“風波又起”：對這“一會兒旱一會兒澇”的年景，一些民眾，甚至學者，不禁質疑：“都是三峽工程惹的禍？”
近日，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舉辦了“科學引領公眾輿論 技術支撐可持續發展長江三峽工程綜合效益高層論壇”。在論壇上陸佑楣、鄭守仁、朱伯芳、陳厚群、陳誌愷、張楚漢、韓其為、陳祖煜八位院士，以及相關專家根據各自擅長的領域，對三峽進行了一番“解讀”，並對其未來發展提出了建議。
抗旱：關鍵在於水庫調度
旱了怪三峽，澇了也怪三峽，在陸佑楣、陳誌愷兩位院士看來，社會輿論對水庫的認識存在一定的誤區。
目前，針對下遊幹旱有一種錯誤認識：是水庫缺水把水引走了，致使中下遊沒有水。陸佑楣認為，造成這種錯誤認識的關鍵原因在於，社會輿論並沒有真正了解到三峽水庫是怎麼運行的。
每年長江通過三峽壩址的水量是4500億立方米，三峽水庫去年蓄水達到了設計的正常蓄水位175米（水庫正常運行時不會超過這個水位），水庫蓄到這個水位時，庫水也隻有393億立方米，而且是在去年的汛期末蓄起來的，本意是要應對枯水期。
陸佑楣說：“這393億立方米水，三峽水庫沒有"吃掉"一立方米。發電是利用水的勢能，既沒有汙染也沒有消耗；三峽水庫沒有引水工程，水庫裏的水不可能被引出去另作他用。隻會在滿足發電要求的同時，在下遊需要時給予一定的補給。”
麵對今年的幹旱，國家防總、長江委在分析了旱情後，指揮水庫向下遊補水大約200億立方米，對緩解下遊的旱情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1998年長江大水以來，長江進入枯水期，三峽的徑流量本應該接近一萬億立方米，但從2000年開始以後，大概隻有7個年頭水量超過9000億立方米，而最少的年份入海水量少於7000億立方米，正常的年份應當有8000多億立方米水入海。
“相對來講下遊用水就緊張了，所以幹旱是比較嚴重的，甚至影響到全國。”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誌愷說。
在幹旱缺水的情況下，關鍵問題就是水庫怎麼樣調度。
在原先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時，長江幹流隻有三峽這一個水庫，“沒有想到三峽水庫修好了以後，上遊、中遊也跟著修起了水庫。”
目前除了三峽的上遊溪洛渡、向家壩，中遊洞庭湖、鄱陽湖正紛紛修建較大規模的水庫外，下遊支流上也在修建水庫。
根據長江的幹旱情況，陳誌愷進行了初步分析，有的年份上遊幹旱，有的年份中遊幹旱，有的年份下遊幹旱，沒有一定的規律。
因此，他認為，要解決長江中遊幹旱的問題，需要統一調度。中遊水庫的6000多億立方米水怎樣調度運用？下遊的水庫又應當怎樣調度？
“幹旱麵積很大，幹旱地區又不一樣。”陳誌愷說，“不能把幹旱的問題統統歸到三峽身上，都讓三峽解決。它能控製的隻有上遊水量，不能控製下遊水量。”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誤解，陳誌愷認為，是公眾對這個問題理解得不夠。
泥沙：世界性成功經驗
在論壇上，院士們普遍認為，在三峽的那些事兒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泥沙問題，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評價。
“泥沙問題本來是比較複雜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韓其為說，“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先例。除了一些小水庫排沙問題容易解決，大水庫到最後都是要淤死的。”
因此，早在1953年，有關部門就曾組織專家對北方水庫進行考察，吸取三門峽水庫的經驗，提出不要修成“泥庫”的目標。
目前從水庫淤積情況來看，因為來沙量減少，淤積量基本上隻有過去的40%左右。“解決了大水庫長期使用的國際難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守仁說，當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部分，一是水庫回水區；二是樞紐建築物是否會影響船閘通航，影響電站正常運行；三是大壩對下遊河道的影響。
現在看來，鄭守仁說，當時泥沙專家組論證的時候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泥沙的問題不會影響到三峽工程的安全運行；水庫運行不影響上遊幹支流建庫；三峽水庫運行八十至一百年，三峽水庫防洪庫容還會保留86%以上。
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和我國有一個聯合協議，加拿大曾組織一個公司進行論證，對三峽水庫的長期使用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水庫的平衡坡降和長期使用是處理三峽泥沙問題的基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有這麼多的經驗，以至於在設計階段就能確定最終的庫容。
三峽水庫的泥沙帶來的長遠問題，更多地集中在下遊，陸佑楣說，有了三峽水庫，枯水位低了，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
以洞庭湖為例，沒有三峽水庫，每年汛期長江大量的泥沙和水一起湧入洞庭湖，到了枯水期，清水流出洞庭湖，泥沙卻留在湖內。洞庭湖本是逐步消亡的湖泊，有了三峽水庫減少了大量泥沙，反而可以延長洞庭湖的壽命。
自三峽工程進入初期運行以來，長江流域發生了特大地震、幹旱、洪澇等一係列自然災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要解決長江中遊幹旱的問題，需要對中下遊水庫的水量進行統一調度。不能把幹旱的問題統統歸到三峽身上，都讓三峽解決。
在三峽的那些事兒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泥沙問題，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評價。三峽水庫使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作為新的情況，應該在後續規劃中予以充分考慮。
從地震情況來看，每到汛期末蓄水時，地震活動會有所增加，但是都比前一年要弱，這也是符合規律的。
通常對水壩提出的“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標準，對三峽這樣的工程來說，應該提高到“中震不壞、大震可修、強震不倒”。
三年實驗性蓄水沒有發生問題，同時崩塌數量逐年在減少。
如果三峽的800多億度電，每度電再增加五分錢，每年就可多收入40億元，把這筆錢返回到資源所在地，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公眾對三峽工程產生了質疑，事實上，反對的不僅僅是三峽工程，而是反對水電，反對水壩和水庫。
本報記者 洪蔚
“三峽的事情一場風波接著一場風波，大概每年都會有一場風波。”原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總經理、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感歎說。
自2006年10月三峽工程進入初期運行以來，長江流域發生了特大地震、幹旱、洪澇等一係列自然災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今年長江中下遊遭遇50年一遇的幹旱，使得三峽“風波又起”：對這“一會兒旱一會兒澇”的年景，一些民眾，甚至學者，不禁質疑：“都是三峽工程惹的禍？”
近日，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舉辦了“科學引領公眾輿論 技術支撐可持續發展長江三峽工程綜合效益高層論壇”。在論壇上陸佑楣、鄭守仁、朱伯芳、陳厚群、陳誌愷、張楚漢、韓其為、陳祖煜八位院士，以及相關專家根據各自擅長的領域，對三峽進行了一番“解讀”，並對其未來發展提出了建議。
抗旱：關鍵在於水庫調度
旱了怪三峽，澇了也怪三峽，在陸佑楣、陳誌愷兩位院士看來，社會輿論對水庫的認識存在一定的誤區。
目前，針對下遊幹旱有一種錯誤認識：是水庫缺水把水引走了，致使中下遊沒有水。陸佑楣認為，造成這種錯誤認識的關鍵原因在於，社會輿論並沒有真正了解到三峽水庫是怎麼運行的。
每年長江通過三峽壩址的水量是4500億立方米，三峽水庫去年蓄水達到了設計的正常蓄水位175米（水庫正常運行時不會超過這個水位），水庫蓄到這個水位時，庫水也隻有393億立方米，而且是在去年的汛期末蓄起來的，本意是要應對枯水期。
陸佑楣說：“這393億立方米水，三峽水庫沒有"吃掉"一立方米。發電是利用水的勢能，既沒有汙染也沒有消耗；三峽水庫沒有引水工程，水庫裏的水不可能被引出去另作他用。隻會在滿足發電要求的同時，在下遊需要時給予一定的補給。”
麵對今年的幹旱，國家防總、長江委在分析了旱情後，指揮水庫向下遊補水大約200億立方米，對緩解下遊的旱情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1998年長江大水以來，長江進入枯水期，三峽的徑流量本應該接近一萬億立方米，但從2000年開始以後，大概隻有7個年頭水量超過9000億立方米，而最少的年份入海水量少於7000億立方米，正常的年份應當有8000多億立方米水入海。
“相對來講下遊用水就緊張了，所以幹旱是比較嚴重的，甚至影響到全國。”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誌愷說。
在幹旱缺水的情況下，關鍵問題就是水庫怎麼樣調度。
在原先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時，長江幹流隻有三峽這一個水庫，“沒有想到三峽水庫修好了以後，上遊、中遊也跟著修起了水庫。”
目前除了三峽的上遊溪洛渡、向家壩，中遊洞庭湖、鄱陽湖正紛紛修建較大規模的水庫外，下遊支流上也在修建水庫。
根據長江的幹旱情況，陳誌愷進行了初步分析，有的年份上遊幹旱，有的年份中遊幹旱，有的年份下遊幹旱，沒有一定的規律。
因此，他認為，要解決長江中遊幹旱的問題，需要統一調度。中遊水庫的6000多億立方米水怎樣調度運用？下遊的水庫又應當怎樣調度？
“幹旱麵積很大，幹旱地區又不一樣。”陳誌愷說，“不能把幹旱的問題統統歸到三峽身上，都讓三峽解決。它能控製的隻有上遊水量，不能控製下遊水量。”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誤解，陳誌愷認為，是公眾對這個問題理解得不夠。
泥沙：世界性成功經驗
在論壇上，院士們普遍認為，在三峽的那些事兒中，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泥沙問題，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評價。
“泥沙問題本來是比較複雜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韓其為說，“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先例。除了一些小水庫排沙問題容易解決，大水庫到最後都是要淤死的。”
因此，早在1953年，有關部門就曾組織專家對北方水庫進行考察，吸取三門峽水庫的經驗，提出不要修成“泥庫”的目標。
目前從水庫淤積情況來看，因為來沙量減少，淤積量基本上隻有過去的40%左右。“解決了大水庫長期使用的國際難題。”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守仁說，當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部分，一是水庫回水區；二是樞紐建築物是否會影響船閘通航，影響電站正常運行；三是大壩對下遊河道的影響。
現在看來，鄭守仁說，當時泥沙專家組論證的時候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泥沙的問題不會影響到三峽工程的安全運行；水庫運行不影響上遊幹支流建庫；三峽水庫運行八十至一百年，三峽水庫防洪庫容還會保留86%以上。
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和我國有一個聯合協議，加拿大曾組織一個公司進行論證，對三峽水庫的長期使用作出了這樣的評價：水庫的平衡坡降和長期使用是處理三峽泥沙問題的基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有這麼多的經驗，以至於在設計階段就能確定最終的庫容。
三峽水庫的泥沙帶來的長遠問題，更多地集中在下遊，陸佑楣說，有了三峽水庫，枯水位低了，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
以洞庭湖為例，沒有三峽水庫，每年汛期長江大量的泥沙和水一起湧入洞庭湖，到了枯水期，清水流出洞庭湖，泥沙卻留在湖內。洞庭湖本是逐步消亡的湖泊，有了三峽水庫減少了大量泥沙，反而可以延長洞庭湖的壽命。
然而，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出，“三峽水庫使下遊的江湖關係發生了變化，作為新的情況，應該在後續規劃中予以充分考慮。”陸佑楣說。
下遊的衝刷也有很多積極影響，韓其為說：“衝刷對防洪產生了正麵效果。”以荊江為例，由於荊江的衝刷，使流量從過去5萬立方米每秒左右增加到5.8萬立方米每秒，可以增加7000~8000立方米每秒的泄量，增加了防洪的作用。
對於人們關心的崩岸問題，韓其為指出，修建水庫後的20~40年間，由於河勢有較大的調整，容易出現崩岸，過了這個階段就好了。“從目前看，崩岸問題是可以控製的，也有天然的條件進行控製。”
三峽對下遊的衝刷，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特別是排沙量的減少對河口的影響。但是，一些學者認為三峽的泥沙淤積七八十年後，可以達到衝淤平衡。韓其為說：“我感覺要到120年的時候，才可以實現真正的平衡。”
地震：達摩克利斯之劍
早在三峽工程論證階段，就有人提出，地震將是一柄高懸於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到了汶川地震後，三峽工程受到更多的關注與質疑。
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厚群說，在這裏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並不是建了水庫就一定會有地震。
根據陳厚群掌握的數字，目前世界上已經有記錄的、因修建大壩和水庫而發生地震的實例，大概有一百來個，而且其中有一些地震是否與水庫有關目前仍有爭議。“我們按一百多個計算，這個數字與全球幾十萬座大壩相比，概率是非常小的。”陳厚群說。
再來看看震級。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公認的水庫地震震級超過6級以上的隻有4個：一是希臘的克裏瑪斯塔（Kremasta）、非洲讚比亞的卡裏巴（Kariba）、印度的柯依納（Koyna）和中國的新豐江。
關於水庫地震最大震級可以達到多少的問題，經全球專家反複論證後認為，可以達到6.3級。
對於網上流傳的“三峽水庫蓄水以後發生6.4級地震”的傳言，陳厚群說：“這是不可能的。”
在三峽工程容易發生地震的河段，2001年就已經建立起24個地震觀測台站，進行密切監測，其設備水平是當時最先進的，甚至可以監測到1級以下的地震。
根據觀測結果，陳厚群介紹了三峽蓄水後的地震情況。
三峽工程從2003年開始蓄水，水位從139米到近三年的170米。每次水位上升的開始階段，地震活動性會有明顯的增加，然後又慢慢地減弱下來。到目前為止，所發生的地震，99%以上都是0.5級到1級的小震，較大的地震發生在水位從139米上升到156米之後，發生過三點幾級的地震，2008年往170米水位蓄水過程中，最大的地震為4.1級。
陳厚群說，這與早先規劃時的預期相符。從2008年後，連續三年蓄水到170米水位以上，2010年達到了175米。從地震情況來看，每到汛期末蓄水時，地震活動會有所增加，但是都比前一年要弱，這也是符合規律的：水庫地震，特別是非構造性的，是表層應力調整的過程，剛蓄水的時候，調整得較大，然後慢慢趨於穩定。
“當然地震非常複雜，僅從這三年來看是逐年減弱。”陳厚群說，“今後的趨勢據我判斷還是趨向穩定的，當然也不排除會有個別四級、五級的地震出現。”“風險是存在的，要盡量將風險降到最低。”
在汶川地震後，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楚漢曾撰文探討地震與大壩的關係，其中也涉及了三峽工程。在此次論壇上，他再次提出了他一貫的主張，他呼籲：“對三峽大壩加大一點頻率，再校核一下，看看大壩穩定安全的狀況。”
他指出，高壩大庫要求要高一點，特別對三峽大壩。通常對水壩提出的“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標準，對三峽這樣的工程來說，應該提高到“中震不壞、大震可修、強震不倒”。
三峽地區的基本烈度是VI度，設計的烈度是VII度，設計峰值加速度是0.125 g，張楚漢認為按這個設計烈度設防是必要的，但仍不夠。“地震的事誰也說不準。”以唐山、汶川為例，唐山地區原是VI度區卻出現了一個X~XI度，汶川原是VII度區也出現了X~XI度。
因此，要用三峽大壩的極限抗震能力反過來校核，看看三峽承受VIII度，甚至IX度地震有什麼樣的破損，即使發生這樣的強震也要做到可修。
地質災害：一個曆史性問題
三峽庫區由於地形地質條件複雜，從曆史上來看，三峽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滑坡、崩塌等地質災害頻發的地區，在曆史上記載的大型崩塌、滑坡有十餘處之多。發生在明朝的一次大滑坡，曾經堵塞長江航道80年之久。1950年巴中滑坡堵塞河道3年。
鄭守仁介紹說，從1982年到三峽工程開始建設的12年中，庫區兩岸發生嚴重的滑坡崩塌近百處，規模較大的有十處。
長江水利委員會高度重視三峽庫區的穩定問題，組織地質專家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三峽工程條件好和較好的庫岸占庫岸總長的90%左右，較差的16.1公裏分布在局部的地段。
鄭守仁說，因為三峽幹流庫岸全長1300公裏，崩塌、滑坡體量、總體積都比較大。
城鎮搬遷時選址，原本要選在遠離長江的山中，但一些沿江縣城領導說“我們生在長江邊”，不同意搬離長江，於是一些縣城就臨江修建起來，最後卻發現建在滑坡體上，便又進行治理。
2008年開始實驗性蓄水，水位到170米之後，就發現有些房子建在軟基上麵，而不是建在岩石上，下麵經過水的浸泡，房屋就出現了問題，各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應急搬遷的措施。2008年的蓄水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有大致兩萬多人，搬到185米以上。此後，到2010年水位達到175米，沒有再出現大的問題。
但是，到整個三峽蓄水達到175米、水麵麵積達到1054平方公裏後，出現了一些小的滑坡、崩塌。“當時沿著庫岸走一圈是5311公裏。”鄭守仁說，“這麼長的岸線在蓄水過程當中，有些地方發生局部崩塌也是屬於正常的。”
三年實驗性蓄水沒有發生問題，同時崩塌數量逐年在減少，鄭守仁說：“投入一百多億采取分期治理的辦法，治理地質災害，效果還是比較顯著的。”
當初在論證的時候，認為對生態環境影響，有利影響在下遊，不利影響在庫區。鄭守仁解釋說，水庫蓄水之後，庫水位抬高，流速減小，稀釋能力小了，水庫的水質容易受汙染。
當時，國務院批準投入了將近400億，在城市中建設汙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重慶市建成汙水處理廠94座，垃圾處理廠48座，有效地將三峽庫區生活汙水處理率或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分別提升到84%和94%，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三峽蓄水之後，幹流水質基本上維持在2、3類水平，但是支流效果就差一些，支流是3類到4類。鄭守仁說，防止水華是世界性難題，三峽集團公司委托中國科學院、長江科學院還在進行研究。
移民：“不是消極因素”
三峽大學坐落在大壩所在地宜昌市，三峽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院長董曉華，來自於移民家庭，父母從秭歸老縣城貴胄鎮搬遷到毛平，離大壩隻有一兩公裏，從住所的陽台上可以看到大壩的壩體。
“我們移民了100萬人口，確實人數眾多，很多國家舉國也沒有這麼多人，這是我們的特殊國情。”董曉華說，“這移走的100萬人，保護了江漢平原至少1000萬人口的安全。”
如果沒有三峽工程，董曉華說，2010年7月20號發生7萬立方米/每秒洪峰的時候，1998年的曆史會重現：1998年江漢平原出動100萬居民，24小時在大堤上嚴防死守至少70天，犧牲1000多人，損失巨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朱伯芳說，三峽修水庫效益好，全國受益，長江中下遊受益最大，而損害最大的是庫區的人，包括庫區移民。移民的問題始終很難解決。房子蓋得很好，生活卻不如過去。對此，他建議對水庫移民建立長期的補償機製。
朱伯芳粗略地算了筆賬，發電效益大概一年三四百億的收入，僅從中拿出10%，就有三四十億，攤到每個移民頭上也有幾千元。
他建議由三峽水電站給移民每人一張類似股票的票證，憑這張票一年可以收入幾千塊錢，並且子子孫孫地繼承下去。憑此水庫移民可以從發電的效益中，獲得一筆長期穩定的收入，作為損失的補充。
在論壇上，陸佑楣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貧窮的地方要致富，要靠本地自己的發展，三峽庫區移民的本地資源就是發電。而三峽的電並沒有對三峽庫區進行社會財富的分配，而是以兩毛五一度的價格，直接送到了上海、廣州等發達地區，使這些地區享受到廉價、清潔的能源，而資源所在地卻並沒有享受到這部分利益。“這是國家社會財富分配出現的問題。”
陸佑楣說：“我在很多的場合都提到了，如果三峽的800多億度電，每度電再增加五分錢，每年就可多收入40億，把這筆錢返回到資源所在地，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移民不是消極的因素，而是積極的因素。美國前任總統小布什曾說過：移民可以激發一個民族的激情。”陸佑楣說。
未來幾十年的質疑，如何麵對？
不久前，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祖煜曾與《科學世界》雜誌合作，推出科普專刊《大壩之問》。這一個月以來，他與《科學世界》再次合作，經過一個月的籌備，準備推出新一期科普專刊。陳祖煜說：“姑且叫《三峽之問》吧。”
早在1919年，孫中山就提出了三峽工程的設想，陳祖煜稱之為“世紀之夢”，如今這世紀之夢卻麵臨種種質疑，對此，陳祖煜深感科普的重要性：“我在醫院住院時，病友、護士、醫生，一提三峽的事，大家都持反對態度，問問原因，卻又說不出來。往往在我花上五分鍾，講解一些基本道理後，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發生態度的轉變說明基礎知識的介紹非常重要。”
三峽工程，除了防洪、抗旱、發電取得了積極的效益外，在航運方麵，三峽工程的建設對航運的促進超出了預期水平，大大減少了航運過程中燃料的投入。統計數字表明，由於三峽工程改善了三峽地區的通航條件，現在噸公裏的費用與原來噸公裏費用相比減少了70%，減排效益非常顯著。截至2010年年底，三峽船閘通過量已經達到了7880萬噸，再加上翻壩轉運，過壩的貨運量已經達到了8794萬噸。
陸佑楣說，公眾對三峽工程產生了質疑，事實上，反對的不僅僅是三峽工程，而是反對水電，反對水壩和水庫。他指出，要正麵認識水壩、水庫與人類的關係，“水庫、水壩是人類文明的結果，從本質上來看，是改善生態，保護環境。”
以三峽為例，陸佑楣說，修建三峽工程是為了保護下遊1500萬人口、150萬公頃的耕地、富饒的江漢平原。沒有修建三峽的時候，生態環境就好了嗎？1500萬人口的地區時刻處在洪水威脅的狀態之下。建一個水庫，建一個三峽工程就是破壞了生態平衡嗎？事實上，平衡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所以事物才能夠向平衡方向發展，不斷地往前進。“人對自然環境的認識是無止境的，應該動態考慮，三峽工程從論證開始就進行了動態考慮。”
由於三峽工程處在水旱災害十分頻繁的地區，又是世界一號工程，再加上工程對上、下遊地區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利影響，這種種原因使得“三峽工程再過幾十年，仍然會有質疑聲音，這也是不可回避的。”陸佑楣說。
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麵對質疑？陳厚群說：“我記得潘總（兩院院士潘家錚）在回答記者"誰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的提問時，說"提反麵意見的人。"反麵意見促使我們全麵考慮問題，盡量將工作做細、做好、做紮實。”
麵對目前質疑聲不斷的局麵，陳誌愷呼籲信息公開，他指出，宣傳不夠、公眾不了解情況的原因之一是，信息、資料不夠公開。陳誌愷說：“今年下遊幹旱，我要查查下了多少雨，卻查不到，估計等我們拿到相關資料要到下半年了，因此，我們作為專家也很難發表意見。公眾不了解情況，才什麼事情都找三峽，什麼事都怪三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