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最近，由於社會輿論對三峽工程的關注，本人有幸作為中國政法大學《薊門決策》第十三次論壇的主講佳賓，參加了該論壇。不過，論壇結束之後我感覺論壇的主辦單位對我的演講並不滿意。盡管也有一些同學對我的演講表示支持，感覺他們從中了解到很多以前沒有聽說的真實情況，受益匪淺。但是，我覺得大多數參加論壇的同學和學者，不僅沒有能改變反感三峽、唱衰三峽的觀點，反而認為我這個演講的嘉賓不怎麼樣，比較偏激，不能客觀的評價三峽工程，而是一味的給三峽和水電開發辯護。

　　客觀的說，的確如此。我就是一直在盡可能的為三峽工程進行辯護。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覺得有必要說清楚。有人懷疑我是利益的驅動，因為我是從事的水電和三峽一定是利益共同體。然而，實際上我自己非常清楚，盡管確有不少在三峽公司的同誌對我的態度非常支持，但是，即使在三峽的領導層，也有人並不大讚同我用這種態度為三峽工程辯護。此外，在怒江開發問題上，也是一樣。無論是三峽還是怒江，都有人認為我的極端態度是在給他們幫倒忙。如果是為了某種利益，任何人正常人都不會像我這樣去幹這種費力、挨罵還不討好的傻事。甚至，還有人曾經當麵給過類似的暗示和勸告，意思是說他們不歡迎我這樣的“幫忙”。但是，我並沒有理會他們。因為，我在三峽和怒江問題上的態度，完全是為了堅持科學和真理，並沒有取悅於什麼人的意思。我既不是要幫三峽的忙，也不是要幫怒江的忙，而是要幫科學和真理的忙。所以，當有人說我是三峽的高級“五毛”的時候，我答複他，其實我是科學的“五毛”，真理的“五毛”。

　　此前，我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方法，向大家解釋我的這種態度。倒是微博上一位網友的批評抱怨，提醒了我。他批評我說，三峽問題不能隻從技術上考慮，三峽的問題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我這才突然醒悟到，為什麼我可以在我們水電行業內部比較客觀的評價我們水電工程的利弊，而到了社會上就一定要盡可能的為水電的辯護。細想起來，這就是因為我與水電同行們討論的，隻是具體的技術問題，而在社會上關於水電、關於三峽的討論，早已經不是什麼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工程技術問題的正確與否，是可以通過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和收益來進行客觀判斷的，但是政治問題常常是無法客觀判斷的，隻能任憑每個人主觀的判斷。因此，從政治角度上看，三峽的實際作用好壞並不重要，重要的它是能否作為支持自己政治主張的證據。

　　同樣作為蓄洪補枯，調節水資源和發電的大壩工程，當需要它為不同的政治服務的時候，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解釋。美國的胡佛大壩通過攔蓄洪水，徹底改變了美國西部的荒漠，帶來了美國西部的文明。但是，對埃及有完全同樣作用的阿斯旺大壩，卻因為是由對手蘇聯人修建的，如果不能對阿斯旺做出與胡佛完全相反的否定評價，可能就是一種政治上的失敗。所以，美國人就發動全世界的資源給阿斯旺大壩挑毛病，成功地製造出阿斯旺大壩造成了生態災難的輿論。

　　美國人確實達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的利和弊。隻要政治上需要，我既可以從利中找到弊，也能從弊中找到利。例如，防洪分明是所有水利工程最重要的目標。但是，美國人通過宣傳阿斯旺大壩建成之後，由於缺少了一年一度的洪澇淹沒，讓土地失去了營養物質的補充，因而變得越來越貧瘠。因此，他們得到結論說“防洪”作用是阿斯旺大壩所帶來的生態災難之一。

　　客觀地說，我們還真不能說美國人說的不對，人家確實是通過辯證的分析，指出了阿斯旺大水壩防洪之“利”所產生的弊端。並且通過成功的宣傳炒作，讓全世界幾乎95%以上的人都忽視了阿斯旺的重要防洪效益，而接受了阿斯旺大壩造成了土地貧瘠的生態災難的印象。

　　由此可見，當一個工程的評價要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時候，人們總能利用真理的相對性找出有利於自己政治主張的論據。在我國由於三峽工程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工程，而是民主與專製鬥爭的象征。所以，每當我們對三峽工程作出某種相對客觀的技術評價，都會引起政治上的麻煩。2007年在國務院三峽辦的一次會議上，因為我們討論了三峽建成後的地質災害和航運的問題，從而引發了全球關於中國政府終於承認三峽工程有可能造成生態災難的炒作，同時也帶來了國內外輿論對三峽工程的非理性的攻擊。後來中國政府通過組織主流媒體全麵的反擊，加上采取一些輿論控製的手段，才渡過了那場反對三峽的輿論風波。今年5月18日，國務院通過了《三峽後續工作規劃》，一些對三峽工程的技術評價說法，經媒體披露出來之後，又引起了社會上新一輪質疑三峽的炒作。

　　有人覺得奇怪，我們為什麼總不能客觀的從技術上去公開的評價三峽呢？我覺得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還缺乏民主政治的經驗，不懂得如何利用民主政治的武器。我們常常用壟斷的思維強調了三峽建設的目的是防洪、發電、航運。所以，我們以為，我們隻要大力強調我們防洪、發電、航運所獲得的“利”就足夠了，其它什麼地質災害、生態環境的問題默認一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正畢竟是利大於弊嘛。

　　當然，如果三峽工程沒有成為中國的一個政治符號，我們對其進行這種相對客觀的技術評價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當三峽工程的問題已經被政治化了之後，我們的這種政治上不設防的態度，就一定會導致麻煩。因為，利用真理的相對性，人家總能同過辯證的分析，找出你所說的利中的弊，而對於你自己承認的弊，人家當然可以大加利用，甚至作為造謠宣傳的基礎。

　　例如，在三峽的防洪作用上，雖然目前還沒有人沿用美國人的套路，說三峽造成了長江中下遊的土地貧瘠化。但是，麵對今年的幹旱，已經有人暗示，由於沒有了長江洪水，所以，鄱陽湖、洞庭湖的水量得不到足夠的補充，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的兩湖大旱。對於去年三峽發揮了巨大的防洪作用，成功地抵禦了超過1998年的瞬時洪峰的情況，也有人借某荊州地區水利幹部的口氣抱怨說：沒有建設三峽，我們隻是每年抗幾天的洪，而建成了三峽之後，我們已經不是抗幾天的洪的問題，而是要整個汛期長時間的抗洪了。因此，他們認為三峽的防洪作用是勞民傷財的。對三峽發電的效益，反對者雖然沒有直接的誣蔑理由，但是，卻可以通過強調三峽建成了，電價卻上漲了，電荒依然存在的現實，來暗示三峽的發電其實並沒什麼好作用。對於通航，有人則強調，三峽大壩的過船閘的時間和2003年三峽船閘斷航的天數，來說明三峽工程損害了長江的航運。

　　就這樣，在政治對手們的渲染下，不僅你自己承認的弊端他們可以用來大肆宣揚，大做文章。就是你所強調的利，他們也還能通過真理的相對性，逐一找出某種片麵理由來加以否定。足以讓人們感覺到，三峽工程的“利”是虛假的、有很大水份的，而“弊”則是嚴重到了政府不得不承認的地步。這就讓我們每次對三峽任何相對客觀的技術評價，都難免導致三峽話題在政治較量中的失利。對此，一些習慣的壟斷思維的領導，總是想通過采取封殺不利於三峽言論甚至封殺所有涉及三峽的輿論的方式來解決。然而，其效果反而是適得其反，更讓人覺得似乎是政府的心中有愧，不敢讓百姓說真話。

　　其實，為了適應民主政治的需要，我們必須學會辯證的分析三峽工程的利弊。對於反對三峽的人士提出三峽在防洪、發電和航運中的弊端，我們應該在承認的同時，作出合理的解釋，而不應該去封殺它的傳播。例如，對於三峽大壩通過船閘的時間太長，阻礙了航運的誣蔑之詞，我們可以用一些高速路建成了之後，收費站也出現了擁堵的現象加以類比。現實當中，越是效率高、作用大的高速公路，越可能會出現收費站的擁堵。三峽的過船閘困難，也恰恰是三峽航運作用大提升的結果。三峽建成後由於有利於航運，長江的航運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三峽的船閘的貨物通過量，從以前的每年不足1000萬噸，已經發展到了現在的每年7000多萬噸。建成幾年以來的三峽船閘通貨量，就遠遠超過了葛洲壩建成後22年全部的過壩量。這種情況，與高效率的高速路的建設簡直完全一樣。這其實恰恰應該說明，三峽工程對改善長江航運的作用極其重要。

　　同時，對於三峽工程建成後出現的一些新變化、新問題，也不能簡單的稱其為弊端。而更必須注意強調其所具有的積極作用。例如，對於清水下泄，絕不能簡單的強調其負麵作用，而否定了其消減地上懸河的重要作用。什麼河床下切了，原有的取水口取不上水了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你根據情況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取水口改造就是了。因為，即使沒有三峽的清水下泄，隨著泥沙的淤積和河床的不斷增高，你的取水口也還是要進行升高改造的。

　　對於三峽建成後蓄水的初期的地質災害的大幅度增加，一定要讓大家認識到，不是三峽製造了地質災害，而是三峽的水位變化讓原來高海拔處的一些潛在的地質災害的地形，得到了提前的釋放。這些潛在的地質滑坡體經過蓄水初期幾年的考驗，最終一定會減少未來的地質災害。除此之外，河流沿岸的地質災害主要是河水的能量不斷切割河穀導致的地質變形造成的。因此，把河流中的水能利用發電之後，一定會從根本上減少地質災害的成因。所以，現實世界中我們經常看到：凡是水能資源豐富的地區，都是地質災害的高發區；同時凡是水能資源被完全開發若幹年之後，地質災害就會變得很少發生。例如，國內的豐滿、新安江，歐洲的法國所有水電開發充分的地方，我們很少聽說哪裏出現了地質災害。

　　即便就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也比非就是像人們所說的那麼邪乎。例如，官方比較公認的說法之一，是三峽大壩建成後長江的四大家魚數量明顯減少，漁業經濟受到巨大損失。但是，我懷疑這未必就是三峽的問題。因為我們無法找到另外一個沒有建三峽的長江進行比較，到底是不是由於三峽大壩造成了長江魚類資源的大幅下降。不過，我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照片，說明美國的胡佛大壩建成之後，由於沒有遭到水汙染的傷害，也很少有人過度的捕撈水庫中的魚，靜水性的魚類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長，目前幾乎已經到了魚多成災的地步。同樣的大壩、同樣的水庫，為什麼結果完全相反呢？到底是美國大壩與中國的大壩有差別，還是美國與中國在其它方麵有差距？什麼決定了長江魚類資源的命運呢？

　　當然，我也不是說三峽大壩對魚類資源沒有影響，但是，應該承認大壩對魚類的影響，也應該是有利有弊的，而絕不會都是不利的影響。即使我們親眼看到的某些不利的結果，未必就是大壩的單一作用。此外，還有其它的一些批評大壩的所謂的生態破壞作用，也未必就是科學合理的。

　　例如，我國環保部門和一些生態學家曾振振有詞的聲稱高壩水庫分層形成的低溫水下泄，會對魚類生長造成嚴重的影響。因此，他們要求我國的高壩必須花費巨額的費用增加水庫分層取水的設施。與此同時，環保部門同樣還會因為某些火電廠高溫排水對河流魚類的影響，而要求火電廠必須單獨建立冷卻塔，不得利用河水降溫。其實，由於我們對河流水溫和魚類的關係了解得不夠全麵，生態學者自己也說不清楚水溫的高低對各種魚類到底有什麼影響。所以，索性就來一個要求你不能改變原有的環境，就是進行生態保護。按說作為外行，我們本來沒有資格對環保官員和生態學家的結論說三道四，但是，我卻確切的知道，目前美國的大壩分層取水，取得是水庫下層中的低溫水；而根據我國生態學家的意見修建的分層缺水設施，取得全都是水庫上層的高溫水。當然，他們針對不同的魚類對象，完全可能就應該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這兩種完全相反的取水方式，是不是也足以說明，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況下，水壩的生態作用也是有利有弊的呢？

　　至於建水庫將會加劇水汙染的說法，就更為可笑了。對於沒有受汙染的水體，流速的降低隻會淨化水體而絕不會加劇水汙染。因為不流動的靜水有重要的沉澱作用。我國天然的堰塞湖泊九寨溝和很多沒有受到人為汙染的水庫建成後，水質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其實就是天然湖泊和水庫的沉澱和淨化作用。當然，對於汙染的水體，水庫的不良反應也確實是存在的。所以，根本就不是水庫的建設造成了水汙染，而是水庫的建設逼迫我們不能再去汙染河流水體。從某種意義上說，水庫不但不會汙染水體，反而能淨化水體，而且還能督促我們不容許把河流當成下水道。

　　然而，在現實當中我們某些的地質工作者，喜歡把水庫建成後初期所釋放的地質災害，說成是水壩建設的罪過；我們的某環境監管官員，卻喜歡把監管不力造成水汙染，推給水庫的建設；我們的極端生態學者，在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確切的生態作用關係的情況下，隻會一味地強調，改變自然就是破壞生態；個別糊塗的水利工作者可以強調錯峰的防洪，加長了他們抗洪的時間，勞民傷財；偏激的電力部門，也可能會埋怨水電的靠天吃飯，給他們的調度造成了很大的麻煩。甚至也不排除還有一些政府部門和人士，為了獲得更多的補貼，而刻意誇大和強調水庫移民的貧困化。

　　如果在三峽問題沒有被政治化的情況下，如果在我們過去民主政治還不能得到尊重的和強調時代。各方為了達到自己的利益訴求，把三峽大壩帶來的某種變化，定義為弊端以尋求平衡，倒也沒什麼了不起。但是，當三峽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政治符號，在中國開始走向民主政治的情況下，如果我們還不能辨證的分析和看待三峽工程的利弊，而還是習慣把評價三峽的利弊，當成平衡各方利益和分配的一種妥協方式，恐怕就不能不出問題了。

　　所以，為了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我們不能簡單地強調三峽的“利”是什麼防洪、發電、航運，而“弊”則是地質災害、移民環保和生態環境等等。而必須用科學和事實，對所有關於三峽工程“利”的質疑作出回答，同時對關於三峽工程所有“弊”的抱怨，也作出合理的解釋說明。根據真理的相對性，我們完全應該能夠做到這一點。美國人都可以把阿斯旺大壩的成功防洪，宣傳成生態破壞，我們為什麼就不能總結和利用好三峽工程地質減災作用的理論和事實呢？

　　最後，對於那些並不了解水利水電工程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作用的同誌來說，他們可能沒有精力和條件去深入的了解三峽，他們也可能覺得為了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即使我們冤枉、犧牲一個三峽、甚至犧牲中國水利水電的發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更何況攻擊誣蔑三峽和中國的大壩建設，還可以獲得國內外那些隻要民主不要科學的極端環保和偽環保勢力的鼎力支持。但是，作為科技人員我卻深切的感覺到，對於社會文明進步來說，科學態度比民主政治絕對更重要。尊重科學的蘇聯專製，可以在太空技術上遙遙領先，而缺乏科學的歐洲民主，卻可以民主的燒死堅持科學的布魯諾。 在我們的曆史上，由於迷信和愚昧，曾經民主的扒過鐵路，民主的燒過電線杆，難道我們今天還要再民主的毀掉三峽嗎？

　　此時此刻，盡管我是一貫主張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的。但是，我還是要在三峽和中國的水電發展問題上，與那些不尊重科學把三峽當成專製製度的代表，甚至要愚蠢的把炸掉三峽當成是中國民主的勝利的極端人士們，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我一貫非常理解、支持和佩服那些敢於堅持真理，敢於批評長官意識和主流聲音的有識之士，但是，同時我還是要提醒他們，缺乏科學的民主根本就無法與專製製度比較熟優孰劣。真心的希望參加《薊門決策》的朋友們，科學的理解三峽，理解中國的水利水電開發，理解科學理念、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對於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