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2006年12月7日中國科技信息網發表了一篇由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根據《自然》雜誌上的一則新聞資料加工整理的，題為《水力發電：溫室氣體的元凶？》的文章。文章認為“水力發電站長期以來被視為清潔能源。但是科學家警告說，熱帶水庫所釋放的溫室氣體可能多於使用化石燃料的發電廠。巴西國立亞馬遜研究所（位於馬瑙斯）的自然保護生物學家Philip Fearnside證明了一座熱帶水庫在開始運作的頭10年裏所釋放的碳是一座化石燃料電站的4倍”。

據了解，水電的溫室氣體排放高於火電的說法，最早是出自美國人麥卡利的《寂靜的河流》的一書（該書後來再版後更名為《大壩經濟學》）。這本專門總結世界上大壩的負麵效應的書籍，幾乎收集了世界上所有關於水壩的負麵評論。其中就包括巴西的亞馬遜研究所的水電站溫室氣體排放的結論。不過，《自然》雜誌上發表的這則消息所闡述的內容還不夠十分全麵，巴西的熱帶水庫蓄水後產生的問題還不僅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是甲烷的排放量過高。這是由於巴西的大片熱帶雨林，被不加清理的淹沒、腐爛、發酵後產生了類似沼氣的作用。不過，由於熱帶雨林在世界上並不多見，因此這種現象在世界範圍內幾乎沒有什麼代表性。而曾經以研究報告說明二氧化碳的排放高於火電廠，而且引起國際廣泛關注的，是加拿大的某淡水研究所。這個研究結論曾經廣泛的影響了世界各國對水電開發的認識，以至於國際上最權威的“世界可持續發展高峰會議”在1996年的會議上，隻把小水電定義為清潔的可再生能源，而沒有能把大型水電包括在內。

然而，並非所有的“科學”研究結論都能經受得住曆史的檢驗，由於這種水電站的溫室氣體排放比火電還高的結論，完全是與人們的直觀感覺和各國的實際觀測數據相矛盾的。很快人們就發現這一結論是有問題的。首先，一座水庫的排放量肯定要和水庫的大小有關，一座火電廠的排放也和裝機的規模密不可分。然而，該研究機構在沒有說明多大的水庫與多大的火電廠的進行比較的情況下，就得到結論說“水庫所釋放的碳是一座化石燃料電站的幾倍”，顯然是有問題的。既使數據完全是真實的，也隻能是代表某一種特例情況下的結論，毫無普遍的實際意義。因而，有科學家懷疑，這有可能是利用個別現象代替一般規律，進行欺騙宣傳的邏輯謊言。

為此，聯合國的有關機構特地委托消息來源地加拿大的國家科研機構，對全國範圍內水火電廠，按照同等規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比較研究。研究證實，由於一些原始林地的表層土壤存有大量的植物有機肥料，變為水庫蓄水的初期難免出現水體中的有機碳排放加大的現象。然而，這種表層土壤中有限的有機碳源的釋放與火電廠中每天源源不斷的輸入煤炭的燃燒放出的二氧化碳具有本質的區別。從排放量來說，前者的碳排放是環境突變後不斷衰減的變化量，後者是一個幾乎每天固定不變的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水庫的排放將逐漸遞減最後趨於零。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觀測，確實有水庫的二氧化碳排放高的可能。但是，如果從長時間來看，任何水電廠有限的二氧化碳排放必然是會大大低於隨著時間無限增長的火電的排放。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有些水電廠的水庫麵積很大，而裝機很小、發電很少。這也能導致該水電廠的相對碳排放過高。不過，專家解釋這種水庫往往都是防洪、灌溉、調節水資源時空分布矛盾所必需的骨幹水利工程，其作用主要根本就不是發電，甚至有不少水庫根本就不具備發電能力。這些水庫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人工濕地，與水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根本就毫無關係。

最後，根據研究人員對加拿大各種水電、火電廠的實測結果比較，得到的結論是：按照加拿大現有的情況折算，同等發電規模的水電廠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隻相當於火電廠的1/50。這個結論不管是與人們的日常經驗觀察，還是各國的實際觀測的結果都是比較吻合的。（相關的數據文獻可以查閱《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北京2004年10月）

根據這一結論，水力發電的溫室氣體減排效益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公認。世界各國首腦在2002年的世界可持續發展高峰會議上，已經通過決議，承認大型水電的可再生能源地位，並強調為了世界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要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水電開發。此後為落實這一精神，2004年聯合國還在北京召開了促進發展中國家水電開發的《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會後還專門發表了《北京宣言》。遺憾的是我們國家級的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似乎對國際社會的這一重要政策信息毫不知情，居然稀裏糊塗地把幾年以前的被國際社會否定的邏輯謊言，仍然當作新聞拿出來進行宣傳。

該文章後麵還說“這讓人們懷疑在發展中國家推廣修建大壩的做法，這包括在剛果河上計劃修建的一座耗資50億美元的大壩。人們還擔心，《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製要為水電站工程提供資金。”

通過這段敘述足以說明，原文章作者否認水電的減排作用的態度，與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京都議定書》完全是相違背的。事實上，非洲和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水電開發，都是得到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持的。國際社會認為，開發水電是目前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最主要手段。原因就是：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過程的電力需求的增長是必然的，而提供同等的電力，水電比火電的二氧化碳排放低50倍。況且，世界的現實情況是，發展中國家往往由於建設資金困難，絕大部分水電資源都還沒有得到開發。因此，讓發展中國家大力開發水電就是減少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的最有效途徑之一。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京都議定書》才會采用清潔發展機製，來鼓勵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的水電開發進行資助。

文章的最後還說“這些擔心很有可能影響到下周（12月5日-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舉行的關於溫室氣體排放的會議，以及未來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分析”。

從時間上看，我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顯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已經結束了。作者的擔心已經得到了回答。然而，我們至今也沒有聽說該次會議已經對《京都議定書》的觀點、內容做出任何變化或者修正。這說明文章所謂的“擔心”不過是故弄玄虛的多餘。

其實，我們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有關人員應該注意到，這種利用某種重要的國際會議之前編造一些反水壩謠言，是一些極端環保組織慣用的手段。盡管《自然》雜誌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一般都非常嚴謹，但是，其所發布的新聞消息也難免被人所利用。記得今年3月的第四屆世界水論壇之前，世界上很多權威媒體都刊登了某環保組織的一篇《全球250條河流瀕臨死亡》的反水壩文章，攻擊世界各國的水壩建設和水電開發。而幾天以後聯合國會議正式公布的“2006年世界水資源報告”的結論，不僅與極端組織的反水壩態度完全相反，而且還特別強調世界水資源的問題之一是設施不足（應該加強必要的水壩建設）、管理不善。同時報告還專門闡述，要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水電開發。其闡述的詞句與《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北京宣言》幾乎完全一致。因此，我們的有關科研人員一定要堅信，國際社會對待重大的環境問題的態度是嚴肅的。一旦世界可持續發展高峰會議的原則精神確定之後，決不會朝令夕改的，任何編造出來的離奇新聞，都不可能會影響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

再說，原文闡述的那個汙蔑水電的“研究結果”，不僅僅是國際社會已經否決的謠言，而且還存在明顯的邏輯漏洞。隻要我們的研究人員稍微細心一點，就不難發現；根本不能說明到底是多大的水庫與多大的火電廠進行比較，就能得出結論說水電的排放是火電的4倍。這樣的研究結果，能有任何可相信、可推廣的價值呢？如果對於這種具有明顯的邏輯漏洞的煽情新聞，我們也要擔心會影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未來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分析，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太低估了聯合國專家們的智商了呢？

總之，水力發電的溫室氣體排放高於火電的說法，是一個早已經被揭穿的謠言。現在，無論是國際社會的態度還是現實社會的情況都說明；大力開發水電是減少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對於還有大量的水電資源尚未得到開發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水電開發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解決資源、環境問題的可持續發展捷徑。任何煽情的編造、炒作，都不可能改變這個客觀事實。

附：原文《水力發電：溫室氣體的元凶？》

　　科學與發展網2006年12月1日報道 水力發電站長期以來被視為清潔能源。但是科學家警告說，熱帶水庫所釋放的溫室氣體可能多於使用化石燃料的發電廠。

　　巴西國立亞馬遜研究所（位於馬瑙斯）的自然保護生物學家Philip Fearnside證明了一座熱帶水庫在開始運作的頭10年裏所釋放的碳是一座化石燃料電站的4倍。

　　根源在於為了蓄水而淹沒的有機物質。隨著有機物的腐爛，它會釋放出相當數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

　　Jim Giles報道說，這是一個激烈爭論的話題，熱帶地區數據的缺乏以及對發展中國家能源政策的影響讓爭論更加激烈。

　　這讓人們懷疑在發展中國家推廣修建大壩的做法，這包括在剛果河上計劃修建的一座耗資50億美元的大壩。人們還擔心，《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製要為水電站工程提供資金。

　　這些擔心很有可能影響到下周（12月5日-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舉行的關於溫室氣體排放的會議，以及未來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分析。

(來源: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200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