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水利部長錢正英講述中國水利六十年功過
2010/1/25 9:00:53 新聞來源：網易
我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庫建成之日,就是塔裏木河下遊斷流之時。二○○三年“非典”之後,國務院開始正常辦公。國務院有一個學術講座,溫總理點名要我去講水利,我就講到塔裏木河,我對在座的部長們說:“這不是現任水利部長的責任,是我當年當部長時的責任。”
錢正英，曆任水利部、水利電力部部長等隻，長期主持中國的水利電力工作。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讀書》 2009年第10期
父親帶來的美國夢
馬國川(以下簡稱“馬”):我在您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寫的《院士自述》裏看到,您的父親也是學水利的。
錢正英(以下簡稱“錢”):對,他是上海南洋大學(現交通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留學美國時學習水利工程,一九二二年得了碩士學位後回國,第二年得了我這個女兒。很自然地,他把從美國帶回來的一套理想傳給了我。從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告訴我,美國已經有了女工程師,但是中國還沒有,他要我將來當中國的第一批女工程師。
馬:這是您父親給您規劃的人生道路?
錢:他給我規劃的道路就是中學畢業以後,考清華,公費留學美國,然後回國當工程師。因此我上大學也是學習土木工程,但他要我以後搞建築不要搞水利(土木工程包括:道路、建築、水利等許多專業)。
馬:為什麼?
錢: 因為我父親自己的道路並不理想。回國後先在鐵路,後來在國民黨政府的建設委員會搞房屋建築,一九三六年才回到他的本行,到武漢任江漢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務所主任。他的前任由於一九三五年漢江大水、堤防潰口而被撤職。因此,他是戰戰兢兢上任的。當年夏季,他要我的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從南京趕到武漢,陪他共度汛期。那年,我剛剛初中畢業,對水利一點也不懂,隻知道天天陪父親去武昌的長江邊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漲。我們的住處就在他辦公室的後院,每天看他辦公回來, 總是唉聲歎氣,訴說官場腐敗、包工作弊、工程難辦。好容易挨到汛期過去,總算沒有發大水,我和弟弟的暑假也將結束,母親帶著我們返回南京。臨別的時候,母親再三要求父親,不要再幹水利了,免得全家擔驚受怕。當年冬天,父親在無錫附近的戚墅堰電廠找了個工作,就把武漢的工作辭了。從此,他不但自己決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誡我,以後可以搞建築,但是絕不可搞水利。
馬:但是您卻走上了革命道路,脫離了他的美國夢?
錢: 但是我讀大學正是抗戰期間,在一些共產黨員的教育下,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下定決心,告別多年的夢想,舍棄固有的愛好,參加革命。可是到一九四二年冬,在快要畢業的時候,組織決定要我和其他幾位同誌撤退到解放區去。向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報到的時候,我把我的遺憾告訴了他,他安慰我說,將來我們淮北解放區要搞建設,要造一個大禮堂,一定找你設計。遺憾的是兩年後彭雪楓在戰場犧牲,我為他設計了墓地。
馬:在新四軍裏您開始和水利打交道了?
錢: 一九四三年,淮河發大水,我當時在一個縣裏當中學教員,那裏的淮河堤防決了口。人民政府以工代賑,組織群眾修複淮堤。發現我是學工程的,就要我當技術負責人。我們修複的那段堤防緊鄰日本人的統治區,我們白天在堤上閘口的一個棚子裏辦公,晚上由軍隊保護,在附近各村流動住宿,防止敵人的偷襲。感觸最深的是, 有一天房東大嫂偶然告訴我,婦女是不能到閘頂上去的,因為婦女不吉利,上了閘頂,閘要倒掉的。我說,可是我天天在閘頂上走,沒人管我啊。她說,你不一樣, 你是給我們治水的。我才知道老百姓是多麼看重治水。堤修好後,淮北行政公署把我調去當水利科長。
馬:最後您還是走上了水利道路。
錢:雖然大學土木工程係也講一些水利知識,但都是最基本的。當了水利科長以後,我拿了一張軍用地圖,把淮北解放區的幾個縣走了個遍,我在當地的一些士紳家裏找到一些參考書籍,邊幹邊學。抗戰勝利以後,蘇皖邊區政府建設廳下邊成立了水利局,又調我做水利局的工程科長,負責以高郵為中心的運河南段堤防的修複工作。這段堤防是蘇北十幾個縣的防洪屏障,抵禦淮河經洪澤湖、寶應湖、高郵湖入長江的洪水。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時決口,蘇北一片汪洋,民眾受災慘重。我們在一九四六年春將大堤修複加固後,當年夏天就發生了洪水,大堤經受住了考驗。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故事,我差點到美國留學。大堤修複後,聯合國救濟總署派人來考察,有一個美國人,一個澳大利亞人,是我接待的。他們建議我到美國去留學。邊區政府都批準了,我也檢查完身體,準備出去了,但內戰爆發了。
改革開放以後,那位澳大利亞工程師到中國訪問,他在和蘇北搞水利工作的同誌座談時,拿出我的照片問,你們知道不知道這個人,她還在不在人世?人們告訴他,這是我們的部長啊。後來我們在北京見了麵。
馬:這是個非常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可以拍一部電影了。
錢:內戰爆發後,大部分人都撤到山東去了,我們少數同誌跟著蘇皖邊區政府主席李一氓同誌留守,我這水利科長也沒多少事,有時幫助修修公路,平常的時候就研究水利,騎一輛自行車在蘇北大地上轉,對照著找到的一些參考書籍,了解淮河的曆史。後來我們也越過隴海路撤退到山東。我在山東戰場上當了一年修路架橋的工兵,一九四八年山東土改整黨,我被組織調去山東黃河河務局任副局長兼黨委書記。我看到山東黃河河務局一些幹部的回憶文章:“來了個女兵,騎了一匹大白馬,挎著駁殼槍。”
馬:很帥氣!
錢: 沒有傳說得那麼神氣。我當時是騎著馬去的,帶著一把手槍。那時候山東解放區的黃河河務局下邊有十個黃河大堤修防處,一個縣一個,沿著黃河兩岸一直到入海口,有一整套防線。當時國民黨政府加緊修複花園口堵口,使黃河回歸故道。當初他們是以水代軍,炸開花園口,使黃河改道阻止日軍;後來加快堵複花園口,是為了水淹解放區。我們的主要工作是修複黃河大堤,還要保證黃河兩岸的交通,我們河務局下麵還有一個好大的造船廠呢。
馬:看來工作還是繁重的。
錢: 我到了黃河以後,第一個考驗是淩汛。黃河淩汛最嚴重的是在山東,冰壩把河道堵住,很容易決口。我記得那是個小年夜,正在包餃子的時候,說是利津下麵冰壩堵住了,我就連夜趕去了。到那兒身上結了“霧凇”,頭發、眉毛上都是冰。我帶了幾個當時在野戰軍當工兵的老部下,在冰上鑿開一個個的洞,搞了一些玻璃瓶,裏麵裝滿炸藥,然後把玻璃瓶塞進冰洞裏,連上電線,等著。等上遊的冰衝過來。眼看著冰塊來了,趕緊跑上岸引爆。一大塊一大塊的冰塊像野獸一樣擠上大堤,河水洶湧而下。那真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壯觀啊!
淩汛之後就是春修。需要修土堤和護堤的磚、石。當地沒有石料,群眾都知道黃河泛濫的厲害,所以自動把豬圈、雞棚的石頭都捐出來了。修了兩年,到一九四九年我走以前,來了一次大洪水。
那次大洪水可是幾十年一遇的。當時渤海區黨委書記打電話問我行不行?我說要看水,現在這個流量還可以。他說,你怎麼能這麼講?你要保證!後來他派了兩個代表住在我們工地,幫助我們聯絡,要什麼給什麼,反正得守住。最後是勉強守住了。
馬:先是淩汛,後是洪水,經受了兩次大考驗。
錢: 濟南解放以後,成立軍管會,主任曾山叫我去接收國民黨的山東黃河河務局。我感覺自己水利專業知識不夠,給曾山寫報告說,全國要解放了,我要求到蘇聯去學習水利。結果曾山大筆一揮,說工作緊張離不開。
馬:與上次不同,這次是主動要出國學習。
錢: 結果都一樣,沒有走成。
從華東到北京
馬:那就是說,解放前您和水利打交道已經有三次了,淮河、運河,然後又到黃河。這些經曆對您後來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錢:很有影響,讓我認識了水利是怎麼一回事,對於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複雜性。比如,在黃河工作的時候,我有時間就閱讀黃河的曆史文獻,包括清朝河督靳輔和他的“參謀長”陳璜的,以及明代治黃專家潘季訓的文稿都找來看,也包括國民黨請來幫助治理黃河的那些美國專家、德國專家以及我國的專家李儀祉先生等的文獻。
馬:回到華東後,您擔任了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副部長兼治淮委員會工程部副部長?
錢:據一些老同誌事後來告訴我,在中共中央華東局擴大會議上討論名單時,有人說,黃毛丫頭怎麼能當部長?他們說一些軍隊的幹部很支持我。從那以後,“黃毛丫頭”的說法傳遍了全國。我調到中央水利部後,一次中央在北戴河開會,散會後見到李先念同誌,他招呼我坐他的車送我回去,他說,你就是那個黃毛丫頭?
馬:二十七歲的“黃毛丫頭”能夠被任命為一個大區的水利部副部長,恐怕主要是您在山東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錢: 可是我大學還沒畢業呢!調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買了一套大學四年級未學完的教科書。
馬:那您第一個工作是什麼?
錢:第一個工作是:蘇北行政公署以工代賑修新沂河,開工以後,因為經驗不足,經費不夠,“騎虎難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應不應再修下去? 爭論很大。我到華東水利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調查新沂河該不該搞。調查後我認為,新沂河還是該搞的,但是一定要上級政府給予支持。華東軍政委員會派我帶著新沂河的調查報告到中央水利部去,黨組書記李葆華接待了我並帶我到周總理那裏彙報。
馬:這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總理嗎?
錢:第一次見,興奮又緊張,最後總理決定支持這個工程。
馬:當時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部長是誰,有幾位副部長?
錢:部長是冷,黃炎培先生的同事,黨組書記劉寵光是副部長,我的老上級,另一位副部長汪胡禎是留學美國的著名專家,我排在最後一個。那時劉寵光兼淮河水利工程總局的局長。一九五○年大水,淮堤決口,安徽受災慘重,政務院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做出《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成立了治淮委員會,主任由華東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主任曾山兼任,第一副主任是安徽省省委書記,常務副主任是劉寵光同誌兼。但這位省委書記,不歡迎劉寵光,要求換人。治淮委員會有三個部,曾山派我和其他兩位同誌一起去,一位擔任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一位擔任財務部長,汪胡禎原來就是兼工程部部長,我給他當助手,擔任工程部副部長。
馬:在治淮委員會您做了哪些工作?
錢: 我到了安徽,水利部的蘇聯專家到淮河來指導工作,我陪著他。他建議在淮河潤河集搶建一個蓄洪水閘,搞出一個設計方案。淮委要我去當總指揮,要求在汛前完工。完工以後,我們感覺不踏實,因為由於時間倉促,按蘇聯專家的設計,沒有按常規在閘門下遊修建防衝消力池,而是簡單挖了一個防衝的槽。第二年我已經調到水利部了,對這個工程做了模型試驗,補修了閘下的消力池。但一九五四年淮河大水,一開閘就把這個水閘衝掉了。到底是設計的問題,還是施工問題?也沒法說了。我向周總理寫了一個自請處分的報告,請李葆華轉交,周總理說主要是缺乏經驗,沒有追究。
一九五二年淮河地區下雨,內澇成災。安徽省委書記說我們治淮方針有問題,組織了一個幹部會,發動安徽的幹部把我攻得一塌糊塗。會後那些幹部跟我說,他們是“奉命批判”。曾山也參加了這個會議,沒有說話就回去了。我當時已經懷孕,挺著個大肚子,和幾位淮委同誌送曾山到火車站,大家默默無言。曾山同誌隨後到北京彙報,中央派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到蚌埠主持開黨內會議。李葆華回中央彙報後,中央說安徽是“事後諸葛亮”。這次會議開完,我就被調回上海生孩子。當初和我一起去的兩位同誌被整得很慘,都被整成了“叛徒”、“反革命”,開除黨籍,“文革”後才平反。在孩子還沒有滿月的時候,各大區的軍政委員會撤銷。中央發表公告,調我到水利部當副部長。
馬:事先也沒有跟您談?
錢: 根本不知道。我愛人在交通大學工作,我住在交通大學的宿舍裏,準備產假後回安徽去的。
馬:現在回頭看,一九五二年為什麼調您到水利部工作,應該清楚了吧。
錢:不清楚。
馬: 您二十九歲就成為副部長,當時水利部部長還是傅作義將軍,他的年齡差不多是你的兩倍。
錢: 成立水利部的時候,毛主席請周總理征求傅作義的意見,問他願意當哪個部的部長,傅作義選擇的是水利部。周總理還請他提名一個副部長做他的助手,他沒有挑他的部下,而是提名水利專家張含英。黨組書記兼副部長是李葆華,他是李大釗的兒子,那時候已經是中央候補委員。這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護,我幾次運動都過不了關。所以一個書記很重要,書記正派,幹部就不會出事;書記不正派,下麵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華也有爭論,有些爭論還很激烈。在修建密雲水庫的時候,為水電站裝機多少,我們有不同意見,他堅持要增加裝機,我認為他根本外行,就在電話裏邊跟他爭論,最後把電話機摔了,我的秘書看得都發呆了。可是吵完了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夠容忍不同意見。
馬:在水利部您主要負責什麼?
錢:就是業務。
(本文來源：網易曆史 作者：錢正英 馬國川)
錢正英，曆任水利部、水利電力部部長等隻，長期主持中國的水利電力工作。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讀書》 2009年第10期
父親帶來的美國夢
馬國川(以下簡稱“馬”):我在您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寫的《院士自述》裏看到,您的父親也是學水利的。
錢正英(以下簡稱“錢”):對,他是上海南洋大學(現交通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留學美國時學習水利工程,一九二二年得了碩士學位後回國,第二年得了我這個女兒。很自然地,他把從美國帶回來的一套理想傳給了我。從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告訴我,美國已經有了女工程師,但是中國還沒有,他要我將來當中國的第一批女工程師。
馬:這是您父親給您規劃的人生道路?
錢:他給我規劃的道路就是中學畢業以後,考清華,公費留學美國,然後回國當工程師。因此我上大學也是學習土木工程,但他要我以後搞建築不要搞水利(土木工程包括:道路、建築、水利等許多專業)。
馬:為什麼?
錢: 因為我父親自己的道路並不理想。回國後先在鐵路,後來在國民黨政府的建設委員會搞房屋建築,一九三六年才回到他的本行,到武漢任江漢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務所主任。他的前任由於一九三五年漢江大水、堤防潰口而被撤職。因此,他是戰戰兢兢上任的。當年夏季,他要我的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從南京趕到武漢,陪他共度汛期。那年,我剛剛初中畢業,對水利一點也不懂,隻知道天天陪父親去武昌的長江邊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漲。我們的住處就在他辦公室的後院,每天看他辦公回來, 總是唉聲歎氣,訴說官場腐敗、包工作弊、工程難辦。好容易挨到汛期過去,總算沒有發大水,我和弟弟的暑假也將結束,母親帶著我們返回南京。臨別的時候,母親再三要求父親,不要再幹水利了,免得全家擔驚受怕。當年冬天,父親在無錫附近的戚墅堰電廠找了個工作,就把武漢的工作辭了。從此,他不但自己決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誡我,以後可以搞建築,但是絕不可搞水利。
馬:但是您卻走上了革命道路,脫離了他的美國夢?
錢: 但是我讀大學正是抗戰期間,在一些共產黨員的教育下,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下定決心,告別多年的夢想,舍棄固有的愛好,參加革命。可是到一九四二年冬,在快要畢業的時候,組織決定要我和其他幾位同誌撤退到解放區去。向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報到的時候,我把我的遺憾告訴了他,他安慰我說,將來我們淮北解放區要搞建設,要造一個大禮堂,一定找你設計。遺憾的是兩年後彭雪楓在戰場犧牲,我為他設計了墓地。
馬:在新四軍裏您開始和水利打交道了?
錢: 一九四三年,淮河發大水,我當時在一個縣裏當中學教員,那裏的淮河堤防決了口。人民政府以工代賑,組織群眾修複淮堤。發現我是學工程的,就要我當技術負責人。我們修複的那段堤防緊鄰日本人的統治區,我們白天在堤上閘口的一個棚子裏辦公,晚上由軍隊保護,在附近各村流動住宿,防止敵人的偷襲。感觸最深的是, 有一天房東大嫂偶然告訴我,婦女是不能到閘頂上去的,因為婦女不吉利,上了閘頂,閘要倒掉的。我說,可是我天天在閘頂上走,沒人管我啊。她說,你不一樣, 你是給我們治水的。我才知道老百姓是多麼看重治水。堤修好後,淮北行政公署把我調去當水利科長。
馬:最後您還是走上了水利道路。
錢:雖然大學土木工程係也講一些水利知識,但都是最基本的。當了水利科長以後,我拿了一張軍用地圖,把淮北解放區的幾個縣走了個遍,我在當地的一些士紳家裏找到一些參考書籍,邊幹邊學。抗戰勝利以後,蘇皖邊區政府建設廳下邊成立了水利局,又調我做水利局的工程科長,負責以高郵為中心的運河南段堤防的修複工作。這段堤防是蘇北十幾個縣的防洪屏障,抵禦淮河經洪澤湖、寶應湖、高郵湖入長江的洪水。一九三一年江淮大水時決口,蘇北一片汪洋,民眾受災慘重。我們在一九四六年春將大堤修複加固後,當年夏天就發生了洪水,大堤經受住了考驗。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故事,我差點到美國留學。大堤修複後,聯合國救濟總署派人來考察,有一個美國人,一個澳大利亞人,是我接待的。他們建議我到美國去留學。邊區政府都批準了,我也檢查完身體,準備出去了,但內戰爆發了。
改革開放以後,那位澳大利亞工程師到中國訪問,他在和蘇北搞水利工作的同誌座談時,拿出我的照片問,你們知道不知道這個人,她還在不在人世?人們告訴他,這是我們的部長啊。後來我們在北京見了麵。
馬:這是個非常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可以拍一部電影了。
錢:內戰爆發後,大部分人都撤到山東去了,我們少數同誌跟著蘇皖邊區政府主席李一氓同誌留守,我這水利科長也沒多少事,有時幫助修修公路,平常的時候就研究水利,騎一輛自行車在蘇北大地上轉,對照著找到的一些參考書籍,了解淮河的曆史。後來我們也越過隴海路撤退到山東。我在山東戰場上當了一年修路架橋的工兵,一九四八年山東土改整黨,我被組織調去山東黃河河務局任副局長兼黨委書記。我看到山東黃河河務局一些幹部的回憶文章:“來了個女兵,騎了一匹大白馬,挎著駁殼槍。”
馬:很帥氣!
錢: 沒有傳說得那麼神氣。我當時是騎著馬去的,帶著一把手槍。那時候山東解放區的黃河河務局下邊有十個黃河大堤修防處,一個縣一個,沿著黃河兩岸一直到入海口,有一整套防線。當時國民黨政府加緊修複花園口堵口,使黃河回歸故道。當初他們是以水代軍,炸開花園口,使黃河改道阻止日軍;後來加快堵複花園口,是為了水淹解放區。我們的主要工作是修複黃河大堤,還要保證黃河兩岸的交通,我們河務局下麵還有一個好大的造船廠呢。
馬:看來工作還是繁重的。
錢: 我到了黃河以後,第一個考驗是淩汛。黃河淩汛最嚴重的是在山東,冰壩把河道堵住,很容易決口。我記得那是個小年夜,正在包餃子的時候,說是利津下麵冰壩堵住了,我就連夜趕去了。到那兒身上結了“霧凇”,頭發、眉毛上都是冰。我帶了幾個當時在野戰軍當工兵的老部下,在冰上鑿開一個個的洞,搞了一些玻璃瓶,裏麵裝滿炸藥,然後把玻璃瓶塞進冰洞裏,連上電線,等著。等上遊的冰衝過來。眼看著冰塊來了,趕緊跑上岸引爆。一大塊一大塊的冰塊像野獸一樣擠上大堤,河水洶湧而下。那真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壯觀啊!
淩汛之後就是春修。需要修土堤和護堤的磚、石。當地沒有石料,群眾都知道黃河泛濫的厲害,所以自動把豬圈、雞棚的石頭都捐出來了。修了兩年,到一九四九年我走以前,來了一次大洪水。
那次大洪水可是幾十年一遇的。當時渤海區黨委書記打電話問我行不行?我說要看水,現在這個流量還可以。他說,你怎麼能這麼講?你要保證!後來他派了兩個代表住在我們工地,幫助我們聯絡,要什麼給什麼,反正得守住。最後是勉強守住了。
馬:先是淩汛,後是洪水,經受了兩次大考驗。
錢: 濟南解放以後,成立軍管會,主任曾山叫我去接收國民黨的山東黃河河務局。我感覺自己水利專業知識不夠,給曾山寫報告說,全國要解放了,我要求到蘇聯去學習水利。結果曾山大筆一揮,說工作緊張離不開。
馬:與上次不同,這次是主動要出國學習。
錢: 結果都一樣,沒有走成。
從華東到北京
馬:那就是說,解放前您和水利打交道已經有三次了,淮河、運河,然後又到黃河。這些經曆對您後來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錢:很有影響,讓我認識了水利是怎麼一回事,對於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複雜性。比如,在黃河工作的時候,我有時間就閱讀黃河的曆史文獻,包括清朝河督靳輔和他的“參謀長”陳璜的,以及明代治黃專家潘季訓的文稿都找來看,也包括國民黨請來幫助治理黃河的那些美國專家、德國專家以及我國的專家李儀祉先生等的文獻。
馬:回到華東後,您擔任了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副部長兼治淮委員會工程部副部長?
錢:據一些老同誌事後來告訴我,在中共中央華東局擴大會議上討論名單時,有人說,黃毛丫頭怎麼能當部長?他們說一些軍隊的幹部很支持我。從那以後,“黃毛丫頭”的說法傳遍了全國。我調到中央水利部後,一次中央在北戴河開會,散會後見到李先念同誌,他招呼我坐他的車送我回去,他說,你就是那個黃毛丫頭?
馬:二十七歲的“黃毛丫頭”能夠被任命為一個大區的水利部副部長,恐怕主要是您在山東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錢: 可是我大學還沒畢業呢!調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買了一套大學四年級未學完的教科書。
馬:那您第一個工作是什麼?
錢:第一個工作是:蘇北行政公署以工代賑修新沂河,開工以後,因為經驗不足,經費不夠,“騎虎難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應不應再修下去? 爭論很大。我到華東水利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調查新沂河該不該搞。調查後我認為,新沂河還是該搞的,但是一定要上級政府給予支持。華東軍政委員會派我帶著新沂河的調查報告到中央水利部去,黨組書記李葆華接待了我並帶我到周總理那裏彙報。
馬:這是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總理嗎?
錢:第一次見,興奮又緊張,最後總理決定支持這個工程。
馬:當時華東軍政委員會水利部部長是誰,有幾位副部長?
錢:部長是冷,黃炎培先生的同事,黨組書記劉寵光是副部長,我的老上級,另一位副部長汪胡禎是留學美國的著名專家,我排在最後一個。那時劉寵光兼淮河水利工程總局的局長。一九五○年大水,淮堤決口,安徽受災慘重,政務院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做出《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成立了治淮委員會,主任由華東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主任曾山兼任,第一副主任是安徽省省委書記,常務副主任是劉寵光同誌兼。但這位省委書記,不歡迎劉寵光,要求換人。治淮委員會有三個部,曾山派我和其他兩位同誌一起去,一位擔任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一位擔任財務部長,汪胡禎原來就是兼工程部部長,我給他當助手,擔任工程部副部長。
馬:在治淮委員會您做了哪些工作?
錢: 我到了安徽,水利部的蘇聯專家到淮河來指導工作,我陪著他。他建議在淮河潤河集搶建一個蓄洪水閘,搞出一個設計方案。淮委要我去當總指揮,要求在汛前完工。完工以後,我們感覺不踏實,因為由於時間倉促,按蘇聯專家的設計,沒有按常規在閘門下遊修建防衝消力池,而是簡單挖了一個防衝的槽。第二年我已經調到水利部了,對這個工程做了模型試驗,補修了閘下的消力池。但一九五四年淮河大水,一開閘就把這個水閘衝掉了。到底是設計的問題,還是施工問題?也沒法說了。我向周總理寫了一個自請處分的報告,請李葆華轉交,周總理說主要是缺乏經驗,沒有追究。
一九五二年淮河地區下雨,內澇成災。安徽省委書記說我們治淮方針有問題,組織了一個幹部會,發動安徽的幹部把我攻得一塌糊塗。會後那些幹部跟我說,他們是“奉命批判”。曾山也參加了這個會議,沒有說話就回去了。我當時已經懷孕,挺著個大肚子,和幾位淮委同誌送曾山到火車站,大家默默無言。曾山同誌隨後到北京彙報,中央派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到蚌埠主持開黨內會議。李葆華回中央彙報後,中央說安徽是“事後諸葛亮”。這次會議開完,我就被調回上海生孩子。當初和我一起去的兩位同誌被整得很慘,都被整成了“叛徒”、“反革命”,開除黨籍,“文革”後才平反。在孩子還沒有滿月的時候,各大區的軍政委員會撤銷。中央發表公告,調我到水利部當副部長。
馬:事先也沒有跟您談?
錢: 根本不知道。我愛人在交通大學工作,我住在交通大學的宿舍裏,準備產假後回安徽去的。
馬:現在回頭看,一九五二年為什麼調您到水利部工作,應該清楚了吧。
錢:不清楚。
馬: 您二十九歲就成為副部長,當時水利部部長還是傅作義將軍,他的年齡差不多是你的兩倍。
錢: 成立水利部的時候,毛主席請周總理征求傅作義的意見,問他願意當哪個部的部長,傅作義選擇的是水利部。周總理還請他提名一個副部長做他的助手,他沒有挑他的部下,而是提名水利專家張含英。黨組書記兼副部長是李葆華,他是李大釗的兒子,那時候已經是中央候補委員。這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護,我幾次運動都過不了關。所以一個書記很重要,書記正派,幹部就不會出事;書記不正派,下麵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華也有爭論,有些爭論還很激烈。在修建密雲水庫的時候,為水電站裝機多少,我們有不同意見,他堅持要增加裝機,我認為他根本外行,就在電話裏邊跟他爭論,最後把電話機摔了,我的秘書看得都發呆了。可是吵完了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夠容忍不同意見。
馬:在水利部您主要負責什麼?
錢:就是業務。
(本文來源：網易曆史 作者：錢正英 馬國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