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洪蔚

王風竹曾任湖北省博物館副館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多年來主要負責三峽工程湖北段文物保護工作，現在又正以湖北省文物局三峽·南水北調辦公室主任的身份主持湖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文物保護工作。

多年來的實踐經驗、曾經的困惑與轉機，使王風竹認識到，水電工程建設與文物保護兼顧，需要經曆一個認識轉變的過程，目前在我國，經曆了三峽工程的實踐與曆練，這種轉變正向著良性的方向發展。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王風竹說，任何大型建設工程與工程涉及地區的曆史文化遺產之間的關係，都應該從兩方麵分析。從三峽工程看，一方麵工程建設淹沒了廣大的地區，對這些區域的曆史文化遺產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但是另一方麵，三峽工程也為文物保護提供了一個契機，在三峽工程前，對當地的文物的保護與調查相對分散、局部，隨著三峽工程的啟動，才開始對文物進行集中、係統的考古發掘、研究和保護。王風竹把三峽工程的文物保護工作分為3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長江三峽工程文物保護的初始階段。其中1958年與1960年，考古工作者曾先後兩次，在長江三峽地區進行考古調查與小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20世紀70年代初在葛洲壩工程中，主要是圍繞壩區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湖北省宜昌和秭歸縣進行考古調查與小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

第二階段自1984年至1986年, 長江三峽工程建設準備上馬，三峽工程壩區開展施工準備工作，文物保護工作開始提上日程。工作的重點是在三峽工程的壩址所在的中堡島等遺址上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第三階段自1992年至今，是長江三峽工程正式開工建設階段，也是三峽工程壩區、庫區文物保護工作全麵實施階段。三峽工程文物保護工作才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1992年到1994年受國家文物局委托，湖北省組織完成了三峽工程壩區的文物保護工作。

1994年，在國家文物局的部署下，全國30餘個文物考古、建築、地學和人類學等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300餘名科研人員，跋涉在三峽工程淹沒的每一個角落，進行了曆時兩年多的大規模調查、試掘。

王風竹說：“這是我們第一次站在保護區域曆史文化遺產的高度，對三峽地區的文物有了一個全方位的認識，第一次係統地摸清了三峽工程庫區文物資源的家底。”

根據調查結果，最終確定的文物點為1087處，王風竹說，這1087處文物，大體分為地下文物與地上文物，對723處地下文物，文物工作者進行了有組織的集中發掘，規劃總發掘麵積為170餘萬平方米。地麵文物則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地麵建築文物，對這類文物，采取了原樣搬遷、異地複建的保護方法：對文物進行編號整理，並在選擇相似的環境下，用原物進行重建。根據王風竹提供的數據，實施搬遷保護的地麵文物共133項。另一種多為石刻類文物，對87項文物采用了原地保護的方式。采用原地保護的文物，特別是那些記載曆史上水文變化的石刻，這種石刻一旦位置變動，其記錄價值就會有所喪失，同時這類文物又不易因蓄水而毀壞，王風竹介紹說，因此我們在對其進行詳細記錄之後，將其留在了原地。

“有些水電工程，大概也就一二百年的壽命。”王風竹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水電工程也有一天會不再繼續使用，那時，這些石刻會再次浮出水麵，仍然具有曆史見證作用”。

三峽庫區文物發掘搶救工作，被王風竹稱為“大搶救”。這是我國第一次對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進行文化遺產保護的行動，具有開創性意義。通過17年的工作，“我們對三峽的認識一天天深入,我們對三峽曆史的認知一天天清晰,我們對三峽文化的解讀一天天全麵和係統，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在文化上鮮活而全新的三峽呈現在世人麵前”。同時，“對三峽地區地下古文化遺址的係統發掘和研究，填補了三峽地區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也必將在全新的視角下建立和完善整個峽江地區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

然而，三峽的文物保護工作，也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其中也有不少坎坷和挫折。在王風竹看來，1992年到1996年間工程建設與文物保護之間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就代表了這其中的坎坷。他說，三峽工程這種跨省區、跨領域的工程部門與文物部門的協作，工程與文物兼顧的大行動，在我國曆史上是第一次，因此其中的磨合、理解，也是相當痛苦和漫長的。1997年後，當雙方從這種磨合中走出來時，水電工程的文物保護工作開始進入了更科學化、理性化的新階段。

“雙方從論戰到認同，一方麵歸功於文物部門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努力。”王風竹說，“另一方麵，也體現了工程部門對文物保護認識水平的提升。”

最近，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作為工程部門，在提出“後三峽問題”時，主動提出了三峽工程後續的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同時，國家經濟實力的提高，也為這種認識的提升提供了物質保障。從1996年到2000年，幾個部門可能會為十幾個億的經費分配而爭論不休，如今，包括文物、生態、地質災害治理、水資源等“軟”性指標的三峽後期建設，就涉及大約1200個億的經費。

正在主持湖北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工作的王風竹認為，經曆了三峽工程的磨合，南水北調工程的文物保護工作進行得相對比較順利。國家采取批複“控製性項目”的辦法，對工程涉及的重要、可能影響工期的文物保護項目，在工程開展前先批複、先撥款進行文物保護，已經有兩批，先後有26項。為了避免以往有過的工期與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王風竹說，國家應該出台相關政策在工程項目立項階段，甚至在立項前的可研階段，文物保護工作就應該先期介入進行調查、評估。

由於南水北調工程輸水渠線路長，途經的河南、河北等地又多有曆史文物，特別是古墓葬，文物部門通過先期調研，在搶救文物的同時也發現了一些國寶級文物，工程規劃也根據文物部門的建議，對輸水渠的途徑進行了修改，為國寶級文物讓開了道路。

王風竹認為，這些都是我國在工程建設與文物保護的協調與兼顧中取得的進步。隨著認識水平的提高，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這種協調與兼顧也將不斷地得到發展與完善。

《科學時報》 (2009-9-3 A2 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