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為了完成中國在聯合國2009年根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承諾的減排目標，為了探討水庫大壩在節能減排及改善氣候變化等方麵的作用和影響，尋求適應新形勢，遵循國家政策導向，與時俱進的發展道路，在以往連續舉辦的5期《綠色能源論壇》的基礎上，188BETApp 、中國大壩協會、中國互聯網協會網絡科普聯盟於今天（2010年2月27日）在北京聯合組織召開“水庫大壩與環境保護論壇——節能減排及氣候變化形勢下的新要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參加論壇並發表了主題為《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水電再認識》的演講。
潘家華：謝謝，剛才徐錠明主任講的全麵、深刻、準確，我覺得應該給徐主任更多的時間。
今天，我介紹的題目是，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水電再認識。這些年我感覺到我們的水電發展比較遲緩。關於對水電的認識，有必要在氣侯變化下的背景進行重新審視，進行必要的調整。所以我想就在氣侯變化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怎麼看待水電發展的問題，談一點認識。
我想有三部分的內容給大家彙報，第一部分是關於哥本哈根會議的認識，第二部分談發展低碳經濟給水電發展帶來的機遇。第三部分是對水電發展的重新審視。
哥本哈根會議是關於國際減排協議的。會議規模大，規格高，產生的的影響大。會議給人的感覺是，世界減排聚焦在中國。中國的壓力似乎揮之不去了。在外交上，我們以前強調韜光養晦，現在被推在第一線，被迫，也要有所作為。
這次哥本哈根會議，有45000與會，119個國家和國際機構的首腦或領導人親臨一線談判。國際社會對減排的關注，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在臨時搭建的會場裏，條件差，環境簡陋。世界“呼風喚雨”的主要國家的領導人聚集一堂，唇槍舌劍，討價還價。關注的問題似花很多，涉及減排目標、資金技術和適應氣候變化。但核心就一個：溫室氣體減排。資金技術是為了減排，適應氣候變化要求減排。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前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年淨增量最大、而且未來排放大量看漲的中國成為會議聚焦所在，也就不奇怪了。
從哥本哈根會議成果來講，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受爭議的哥本哈根協議，隻是被會議“注意到”其存在，並沒有被接受或通過。公約下和《京都議定書》下兩個工作組的案文，都隻是半成品，沒有形成共識，最多隻是一個階段成果。而爭議的焦點和分歧是什麼呢？溫室氣體減排。發展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下第二承諾期的減排目標，沒有一個到位的；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下要求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必須是透明的，要測量報告，核查或核實。
公約下長期減排目標的談判，似乎發達國家占據道義製高點，提出在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減半、發達國家減排80%的目標，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卻明確反對。中國在阻止將這一目標寫進協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背上“罵名”。顯而易見，發達國家推出的這一目標，是要限製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因而，我們必須反對，如果不反對，在排放空間等同於發展空間的今天和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們的發展就會受到“溫室氣體總量控製”的剛性約束，所以我們要反對。
另一個焦點是“雙軌”還是並軌。現在的減排目標的談判，是在氣候公約下談2050年的長期目標，在京都議定書下談2020年的中期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這一雙軌安排，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所以發展中國家希望堅持，尤其是關於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可以不承諾定量絕對減排目標。但是，發達國家希望並軌：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誰排放的大誰就要減，長期目標要減，中期目標也要減。發展中國家是也要承擔共同責任。發展中國家采取減緩行動，要有實效，因而要得到核查。還有一個焦點問題是資金問題。資金是要用來減排的，不減排就沒有資金。用於發展中國家的適應氣候變化，也是與排放掛鉤和要求減排的。技術也是一個資金問題。因而，資金、技術、適應，圍繞的，全部是減排。
哥本哈根協議要求各國在2010年1月31號前表態“具名支持”。會議主辦國丹麥首相拉斯穆森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聯名致函有關國家，要求公開表態，明確“具名支持”哥本哈根協議。目前，明確“具名支持”的，主要是一些發達國家、小島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南美的委內瑞拉、古巴、玻利維亞明確反對這一協議，對事後“具名支持”的做法也不認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表現出一定的模棱兩可。一方麵原則認可這一協議，另一方麵又不“具名支持”。中國回避了“具名支持”的做法，隻是將溫家寶總理給潘基文和拉斯穆森回信轉給公約秘書處，表明中國政府的立場，並沒說我們要接受哥本哈根協議。這樣一種處置方法應該是對的。因為這個協議對我們來講不一定特別有利，不可能“具名支持”，簡單接受。
從具名支持的發達國家來看，都給出了2020年的中期減排目標。例如歐盟，減排目標是20%至30%，但是有條件的：單方麵隻減20%，如果發展中國家都減的話，則減30%。美國也是講條件的，如果國內國會批準的話，減17%，而且隻是在2005年基礎上。日本承諾減25%，提的條件也是要發展中大國參與減排。澳大利亞減5%至25%，自願5%，滿足很多其他的附加條件，可以減到25%。現在隻有一個國家，就是挪威承諾可以減30%到40%，這是IPCC所推薦的減排幅度，也是發展中國家要求的最低減排幅度。由於挪威的水電資源相對豐富，水電利用率還有提高的可能，所以挪威在這樣做。
那麼，發展中國家承諾的減排，顯然不能按發達國家絕對量化的方式，而隻能是相對的，有兩種方式。一是參照基準線減排，例如巴西、南非、韓國、墨西哥，相對於未來排放趨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長幅度，相對基準線來講減排了。二是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強度減排，即單位DG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目標。中國提出的是相對於2005年，2020年排放強度下降40%到45%。中國的減排目標應該是屬於最實打實的。我們講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沒有其他溫室氣體。而其他國家的目標包含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和碳彙。第二我們不講任何條件。我們就是自己做，不要求發達國家資金支持，盡管巴厘路線圖關於發展中國家減排行動要與發達國家資金相掛鉤，但是我們沒有掛鉤。所以從這個層麵講，中國的減排目標沒有任何水分的。
第二個方麵，是發展低碳經濟對水電開發利用帶來的機遇。什麼叫低碳呢？現在有三種解讀，一個是絕對低碳，即零碳或無碳。在當前社會經濟技術條件下，顯然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必要的。第二是滿足一定目標的低碳，例如，發達國家實現京都議定書減排目標。完成任務者，即可視為低碳。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2020年相對於2005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如果我們滿足這一目標，我們就是低碳的。第三種理解，是自願性質的參照低碳。例如，某一企業，如果其單位增加值的碳排放低於同行業世界先進水平或國內先進水平或平均水平，這個企業可以稱為是低碳的。參照值還可以某一基年，照常排放水平，過其他方式。對於發展中國家，低碳應該是相對的，不應該成為約束發展的因子。
我們說低碳經濟，與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是什麼關係？應該說，他們是有共性的。所有概念所強調的經濟形態，以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生態平衡為特征。但是，他們也是有區別的。循環經濟強調的是物質的循環利用、清潔生產、能源的盡量利用、廢物減量，從而對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消耗降到最低限度；生態經濟與循環經濟的概念較為類似，強調生產過程的生態化設計和管理，從而減少外界的物質與能量輸入，實現自我良性尋壞，避免對外界的不利影響；綠色經濟強調環境友善，汙染得到控製，環境得到修複，空氣清新，水源潔淨，生活環境綠色。低碳經濟強調的是碳的約束，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隻要有碳消減；無碳的活動，不受約束。由於碳排放與化石能源消費、化工生產和廢棄物管理有關，因而，與循環、綠色、生態經濟是重疊的。但是，循環的、綠色的、生態的，並不必然是低碳的。低碳的，也並不必然是綠色、生態和循環的。在全球減排的國際環境下，循環的、生態的、綠色的產品可能不具國際競爭力，消費者可能不認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世界經濟裏，低碳產品、低碳經濟才有市場，才有競爭力。因此，低碳經濟對於發展中國家，不應理解為一種剛性約束的經濟體係，而更應看著是一麵旗幟，在這麵旗幟下，高歌低碳，促進發展。
但是，高歌低碳，還必須要有實效。發展經濟，沒有能源供給的增加，對於一個成長中的經濟體，實效經濟的擴張幾乎是不可能的。所有化石能源都是含碳的。一公斤標準煤熱值的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煤炭最高，為2.69公斤，石油為2.07公斤，天然氣為1.63公斤。相比煤炭和石油，天然氣是低碳能源。相對化石能源，核能和水電等可再生能源是無碳能源。核電已經具有與常規化石能源相當的市場競爭力，例如法國。我國也在大力發展，目前裝機容量不足1000萬千瓦，規劃到2020年到達7000萬千瓦。但是，發展核電，也受資源稟賦的約束。我國鈾礦資源十分匱乏，多隻能依靠進口。而且核廢料的處置尚沒有成熟技術。因而發展核電，也存在能源安全和環境安全的雙重障礙。
與核電一樣，水電能夠提供穩定和大量能源。在經濟上與常規化石能源和核電具有競爭力，無疑是低碳的優先選擇。其他可再生能源如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能源密度低，而且多具有間歇性特征，產量較低，成本高。在中國當前的城市化工業化階段，對能源的供給要求：大量、穩定、價廉。化石能源滿足要求，但不低碳；核電、風能太陽能無碳，但成本太高，不具經濟型；生物質能是碳中性的，但能源密度低，大規模商業利用成本高。相比之下，水電的優勢得到凸顯。因而，發展低碳經濟給水電提供了機遇。
第三個方麵，是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對水電發展的重新思考。中國鞥原結構是高碳的。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增長快、總量大、未來需求多。1971年中國的排放總量隻占全球總領的5.7%，人均排放隻有世界平均排放的1/4，2007年總量已經超過全球總量的20%，人均排放達到4.57噸，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當前，世界新增溫室氣體排放，中高要占全球的一半。2010年，我們可能超過法國人均排放。歐盟當前的人均為8.7噸。發展使其具有經濟上的競爭力。由於歐盟人口穩中有降。經濟完全飽和，今後人均排放隻會下降，中國在2015年前後可能超過歐盟人均水平。
鑒於中國在世界排放格局中的地位，發達國家明確要求中國參與溫室氣體減排。哥本哈根協議明確了溫升兩度的目標，要求在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當前下降50%，全世界的排放峰值提前到2015至2020年。允許中國可以滯後一些，但要在2025年以前實現峰值。如果中國滿足這些目標要求，中國將不可能在2050年前完成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實際上，中國的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仍然在高速增長。2006年中國排放總量超過美國，能源消費總量在2008年與美國相比隻差10%左右。由於金融危機，美國2009年能源消費仍然負增長，中國2009年已經超過31億億噸標準煤。如果美國能源消費持平或負增長，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帶動能源消費快速大幅上揚，在最近兩年，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上也會超過美國。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能源需求隻進一步增長，我們不可能停下來。一個正常增長的經濟體，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突然下滑，從現有情況來看，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就是像俄羅斯那樣，在蘇聯解體後，經濟全麵衰退下滑。經濟連年負增長，20年後，經濟尚未完全恢複。俄羅斯當前的溫室氣體排放，比1990年水平尚低1/3。經濟衰退而減排，顯然不是中國的選擇。第二可能就是像拉美這樣的工業化，經濟發展態勢很好，1980年代幾次危機，出現經濟發展的“夾生飯”。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不上不下。中國當前的發展，當然需要一鼓作氣，必須避免“夾生飯”。第三種可能是延緩發展進程。延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進程，我們渴望在2030年前後進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果我們為減排而放棄成本低供給穩定的化石能源，而采用成本高功能數量有限的風能太陽能，我們也可以實現現代化，單進程需要拉長50年甚至100年。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我們希望能夠盡快實現；我們作為消費者，也希望生活質量能夠盡快得到改善。因此，我們必須爭取中國的發展一步到位。
盡管中國發展很快，實際上在世界中的發言權還是比較有限的。1971年，中國的GDP占世界的比重隻有0.6%；經過40年，中國經濟似乎有了長足發展，經濟總量接近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但也隻有美國經濟總量的1/4。而美國從1971年在現在，產出占全球的比重始終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沒有經濟實力的經濟，其話語權隻能打折扣。
不僅如此，中國已經明確向全世界承諾，相對於2005年水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提高到15%。考慮到我國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階段性發展特征，如果按照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需求45億噸標煤測算，要實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的目標，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總量應達到6.8億噸標煤。綜合考慮資源、技術、經濟性等因素，即使按目前初步規劃，到2020年我國非水能可再生能源達到2億噸標煤，其中風電、太陽能和生物質發電規模分別達到1.5億千瓦、2000萬千瓦和3000萬千瓦，合計折標煤約1.3億噸，這也意味著到2020年我國核電規模必須達到7000萬千瓦以上，折標煤為1.6億噸，並確保水電開發規模約3億千瓦，折標煤為3.1億噸，否則就要超常規發展其他可再生能源。據此推算，到202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發電總體規模折合標煤將有可能達到6億噸，約占非化石能源總量的88％。考慮到風電、光電、生物質能利用因技術有待突破成本有待下降而存在不確定性，即使核電超常規發展，我國水電也必須至少增加發電裝機1000萬千瓦以上。如果大力開發水電，不僅是減排，還保障能源需求。
保障中國能源需求，又要考慮低碳因素，我們需要對各種能源進行比較評估。主要因子應該包括：碳排放量、經濟性、穩定性、安全性和潛力、生態環境影響等。化石能源因高碳，需要盡可能較少需求；核電在經濟性、穩定性和發展潛力上具有優勢，但原料供給、核安全和廢料處理的環境汙染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製約因子。太陽能、風能的主要劣勢在於經濟性和穩定性，如果沒有技術突破，不可能作為能源供給的基礎負荷。水電的主要劣勢在於生態環境影響和移民的社會影響。
如何看水電開發利用的生態環境和移民社會影響？有三種途徑。一種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如環境和移民影響小於其他能源品種的影響，或小於水電開發利用的社會經濟收益，則懸著水電開發利用水電。第二種減少或弱化水電開發利用的生態環境和移民的社會影響。第三種途徑是前兩者的綜合。
如果將水電與其他可再生能源比較，可以發現：水電優於風電、太陽能和生物質能。其他能源開發利用也存在生態、環境和移民問題，為什麼沒有像水電那樣引起關注？原因有二。一是其他能源開發利用的影響規模沒有水電大。水電涉及整個庫區，麵積高達數百平乃至數千方公裏。二是製度安排不同。其他能源開發按城市和工業用地征用補償，標準高；而水電將發電和環境、移民分開，對環境和農民按農業整體處理，標準低。
我們來看水電的生態環境和移民問題。首先，水電開發必然引發生態環保境影響。叢生態方麵看，水庫建設有淹沒，改變了生態環境。客觀的看，水庫淹沒實際上是一種生態資產的轉換：從陸生生態係統轉換為水生生態係統。淨生態資產並沒有損失。大壩建設物理隔離了洄遊性魚類的通道，如果能夠人工加以弱化這種影響，或洄遊性魚類能夠適應這種變化，這種影響就可以弱化。水庫水量加大水文分層影響水生生物的生存環境，這是事實；如果從另一方麵看，水庫水環境的多樣化而使水生生態係統多樣化，則是有利於生態改善的。水庫大壩對水的調節，如果能夠改善水資源的供給，則是一種有效的適應氣候變化的手段，也有利於改善生態環境。
第二，關於水電開利用最大的問題是移民的社會影響。為什麼發達國家沒有這麼大的問題？為什麼核電、風能、火電建設引起的移民沒有這麼大的問題？僅僅是水電移民規模太大嗎？顯然不是。城市老城區改造引起的人口遷移，數量也不少，但沒有水電移民的我呢提和後遺症。為什麼？二灘和小浪底建設是世界銀行貸款項目，參照國際補償和管理方法，生態和移民問題似乎並不突出。這就說明，水電開發利用的生態和移民問題，不是不可以解決的。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我國的188體育官網app ，將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政策用於水庫移民，隻能造成庫區移民問題的加重。試想，如果在水電開發補償中，將失地農民安排非農就業，或者是將水電收益的一部分用以反哺失地農民，可以想象，庫區移民問題就會得到解決。而當時我們的政策，低補償，低電價，用行政手段解決移民問題。實踐證明，這種犧牲移民的途徑不能解決移民問題。
改革開放後，計劃體製下的水庫生態和移民思路並沒有調整，仍然是生產或生機補償不與移民見麵，計劃安排。依托地方政府，層層中間環節。應該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移民與城市建設搬遷備有本質區別。如果我們換一種思路，將移民的資產損失按市場評估，作價作為投資入股188體育官網app ，誰點的資金需求下降了，移民的收益和生計也得到了保障。我們現在不這樣做，原因還是計劃經濟的思路。成本由移民負擔，收益歸政府和企業。銀行高興，可以有高額投資回報；投資商和股民高興，因為上市回報豐厚；政府高興，因為有財政收益；企業高興，因為發電收益是有保證的。唯一不高興的，就是移民。他們沒有發言權，其利益得不到保障，生計得不到保障，因而就有移民問題。
第三，電價也是一個體製問題。不論是水電，還是核電，抑或是火電，隻要能夠穩定供給，不用區別來源，電就是電，是均質產品。那麼，我們在定價上，就應按市場供求關係定價，水火同價。核電可以比火電價格高，水電為何要比火電價格低？水電價格低，政府、企業、投資商的利益必然得到保障，利益損失的隻能是移民。還有，受損失的是生態環境。實際上，在碳約束條件下，碳是有價的。水電的無碳特征，更增強了水電的經濟性。
試想，如果我們在水電開發中，將移民納入水電企業核算，使移民與企業一體化，共榮辱，水電企業的初期投資會下降，對企業、投資上有好處；移民的利益與水電企業收益掛鉤，隻要水電企業運行，移民的生計就有保障；政府理順了關係，減少了行政成本，維護了社會安定，政府當然受益。而且，水電企業可與移民一起，經營水庫水體生態係統，開發旅遊，植樹造林，保護生態，開發航運和水產，將農、林、水、果、菜，以及二產加工也和三產旅遊服務也加以整合多種經營，企業、生態和移民是一個共生體，隻會共贏，不可能出現各方都不願意看到的生態退化、移民上訪和水電企業難以運行的局麵。
發展經濟，減少排放，水電責無旁貸。水電必須快行。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水電開發中的生態環境和移民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國也有類似的成功實踐。關鍵在體製。水電開發利用的收益必須要惠及生態環境和移民。水火電不僅應該同價，而且還應加上碳價。發展低碳經濟，對水電提供了一個契機，必要把握，保障能源供給，減輕排放壓力，同時保護庫區生態和促進庫區移民脫貧致富。
所以我覺得水電對我們不僅是應對氣侯變化，對於滿足我國當前城市化工業化對廉價穩定能源的供給，對庫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移民脫貧致富，都有積極效應。需要加快開發進程。謝謝大家。
胡春宏：謝謝潘主任，我們進入低碳經濟應該發展什麼能源，水電發展是不是帶來了機遇，剛才潘主任給我們進行了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