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態文明”理念的提出和討論，意味著中國對自身生態狀況的重新理解與診斷。本文以發生在四川省的汶川大地震及其相關生態問題為例，討論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所麵對的生態問題與社會問題。本文認為，隻有在倡導生態保護的同時又意識到中國社會發展訴求的必然性，才能恰當理解“生態文明”對於當代中國的重要價值和指導性意義。

[關鍵詞]汶川地震水電大開發經濟發展生態文明

2008年5月12日發生在中國四川省汶川地區的大地震，造成超過8萬人死亡或失蹤，37萬餘人受傷或殘疾，數百萬家庭失去住所和幾乎所有財產。據中央政府9月4日發布的統計數字，這次地震給中國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8451億元人民幣，而地震災區的恢複重建則大約需10年之久。這場災難不僅影響了中國經濟，更給中國政府和民眾留下深刻而悲痛的心理烙印。溫家寶總理在視察和指揮地震災區工作期間，曾在當地一所學校的黑板上寫下“多難興邦”四個字。這自然激勵人們去思考，“多難”何以“興邦”？中國若想從這場巨大的災難中汲取教訓，從而更新自己建設家園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念與方式，又應該做些什麼？

一

地震並不是“災難”，隻有當地震發生在人類的居住和活動的範圍內，並造成人類的生命與財產的損失時，才是“災難”。在自然科學的意義上，地震隻是地球這顆仍處於中壯年時期的行星發生地質活動的一種常見方式。事實上，就在此次四川地震發生的數年前(2001年11月14日)，位於新疆自治區的昆侖山口就曾發生過一場更為強烈的大地震——東昆侖地震。該地震的震級達到裏氏8.1級，比汶川地震的震級還要高。地質科學家指出，東昆侖地震才是近50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內部震級最大的一次地震。這場地震造成地表嚴重破裂，破裂帶總長度達420公裏，破裂幅度最大寬達六七米。這些數據都遠遠超出汶川地震。然而，由於這場地震是發生在荒無人煙的青藏高原，沒有造成任何人員財物損失，因此不被大眾所知。人們沒有把它算作一場災難，而隻是一次比較罕見的自然現象。當地震成為一場災難，當“地震”這個概念變成“恐怖”與“苦難”的代名詞的時候，它一定與人相關，與人類文明遭受的嚴重損害相關。

地震帶來的最悲慘的損害，莫過於人員的傷亡。但是，地震本身並不直接導致大規模死傷。假如地震來臨時人們都在戶外活動，或者，人類本來就是一種無需建築物而始終在戶外活動的生物，那麼即便發生地震，也不會造成巨大的傷亡。所以，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的並非地震導致的地動山搖，而是地震導致的建築物坍塌。據統計，四川地震所造成的居民房屋倒塌麵積超過12.5萬平方米，嚴重損毀麵積超過1.5萬平方米。汶川地震中的死難者，絕大多數都是由於建築物的倒塌而殞命的。

此外，四川地區的特殊地理條件又加重了人員傷亡的慘重程度。此次地震的震中，位於中國西南部橫斷山區的龍門山與岷江流域的交彙處。這裏群山起伏，交通本就不便。地震發生後，當地通訊全部中斷，因地震引發的泥石流和山體滑坡完全堵塞了進入震中地區的道路，從而導致大量的營救設備和人員無法在最佳營救時間內到達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這無疑降低了許多被掩埋在倒塌房屋中、但依然存活者的生還可能性。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因為交通不便，震中地區應該可以更早地得到救援物質和救援人員的幫助，從廢墟中營救出來的幸存者數量也就應該比現在的統計數字(約8.4萬)更多。

毫無疑問，地震屬於自然原因而造成的“天災”。在這個意義上，人們似乎隻能無奈接受已發生的事實，或者至多對地震的後果進行測量和分析。至於地震的原因是什麼，這已超出人力之外而屬於自然的緣故，因此似乎無法有效地討論。

然而，事實確實如此嗎？四川地震真的與人類的活動無關嗎？即便地震爆發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地球板塊的活動以及地質內部的能量積聚，但是，地震爆發所引起的巨大損失——生命的逝去、房屋的倒塌、山體的坍塌、森林的大片損毀、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喪失、生態係統的破壞——卻同人類的不恰當活動存在密切聯係！有證據表明，假如長期以來當地的生產生活方式並非如此地有損生態環境，那麼即使地震是不可避免的，由地震所造成的損失也要比現在已經發生的小得多。

由於地處山區，受災嚴重地區的建築物倒塌，一部分是因為建築物的結構不足以承受強烈的地震波衝擊，另一部分則是因為位置比較靠近山體，從而被地震引發的山體滑坡和泥石流撞擊或掩埋。不僅如此，正如上麵提到的，山體滑坡和泥石流還切斷了通往震中地區的全部道路，因此不可避免地延誤了援救行動的時間表。據政府的不完全統計，同時伴隨地震發生了大約1.5萬個滑坡、崩塌和泥石流，而整個四川地震的損失，經初步判斷，約有1/3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由於滑坡、崩塌和泥石流造成的。

有地質學家指出，四川龍門山及其更大範圍的橫斷山區，被河流切割出一條條深邃的峽穀，峽穀兩側的山坡在重力作用下，通過漫長歲月的不斷調整而趨於相對穩定。山坡的原始斜坡及其坡度，實際上是經過地表長期演化而形成的一個安息坡角。雖然它也不是完全穩定，但在沒有受到人類大規模工程活動擾動的情況下，總體上仍然處在相對平穩的狀態。然而，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幾次大規模的森林開采，使得山體植被受損、水土流失嚴重。80年代以後，岷江兩岸又建起多個電冶、矽鐵、鉻鐵、磁材、水泥工業園區，沿河穀的公路因而多次改道擴寬。但是，在山區河穀裏實施這些工程，必須挖掘山坡，從而進一步損毀了植被。不僅如此，對山體坡麵的大規模開挖，會把原來的斜坡削成垂直的崖坡，使得河穀兩側的自然斜坡喪失了本身的穩定性，看似堅固的山體實際變得十分脆弱。有地質學家認為，這些情況顯然提高了發生泥石流、滑坡和崩塌的概率。四川大地震中，很多貼著陡直的山體而修建的房屋和公路之所以被掩埋，正是出於這個原因。

不僅地震引起的次生災害同生態破壞有關，就連地震本身的誘發原因，也被部分研究者認為與不科學的開發行為有很大關聯。四川地礦局區域地質調查隊總工程師範曉認為，就此次四川地震而言，不能排除修建在岷江上、距離震中僅5.5公裏的紫坪鋪水庫加劇甚至誘發大地震的可能性。範曉指出，總裝機容量76萬千瓦的紫坪鋪水庫，作為中國“西部大開發”首批十大標誌性工程之一，是目前岷江上遊梯級電站中規模最大的水庫，壩高156米，總庫容11.26億立方米，按照海拔877米的正常蓄水位，紫坪鋪水庫壩址附近的水深約120米。但是，整個水庫的蓄水庫區卻完全處於龍門山斷裂帶上。由於庫區的岩層本身很破碎，因此在水庫的高水壓下，大量的蓄水往下可以滲透到很深的部位，從而減少了斷裂麵的摩擦力，起到了潤滑的作用，破壞了原有構造力的平衡，有利於地震發生。同時，由於水庫的蓄水容量大，因生態文明研究四川地震與中國的生態文明而使得本不穩定的地質結構還要承受相當大的單位麵積壓力。有數據表明，紫坪鋪水庫的總庫容雖然不足長江三峽水庫的1/30，但是，紫坪鋪水庫增加的絕對蓄水位(120米)卻高過三峽水庫(113米)。因而，紫坪鋪水庫增加的水壓力超過120噸/米2。再加上水庫建成後水位的反複升降，等於是讓水體對庫底反複加壓和卸載。這些都有可能對誘發地震產生重要影響。或許，四川地震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洋板塊對歐亞板塊的擠壓，是青藏高原的向東運動以及龍門山斷裂帶的存在等地質因素，但是，諸如紫坪鋪水庫等大型工程是否完全未對地震產生誘發性影響？亦未加劇地震爆發後所引起的地表損壞程度？這些都還有賴於科學家們給出充分的證據，以打消人們的疑慮。

二

若不是因為四川地震的損失慘重，人們可能依然沒有機會對當地的生態環境與人居條件予以深刻的反思。至少，目前暴露出來的問題已使許多人意識到，由於人類活動而造成的脆弱的生態環境，確實令當地居民蒙受了也許本可避免的額外損失。

我們剛才提到，在岷江這條流經地震震中地區的河流上遊，由於許多高耗能工業園區的出現，人們大規模開挖河穀兩岸的山體，從而導致山體結構鬆散。但是，之所以要把工業園區建立在這裏，是因為最近幾十年來，特別是近幾年來，岷江幹遊建立了數量繁多的大小水電站(平均不到20公裏就有一座水電站)。而岷江的一些重要的支流(比如雜穀腦河、黑水河)也難逃被密集開發的命運。西南地區的這些水電站不僅通過發電售電而增加政府稅收，而且它們所提供的電力也亟需被消耗，因此，這就帶動了一批高耗能的工業園區的投資建設——這些工業園區的生產無疑會推動當地經濟的增長。

事實上，不僅在岷江，中國的整個西南地區由於水資源豐富、河流落差大、移民成本低等原因，目前已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水電大開發時期。據新華社的報道，未來20年內，中國西南地區在建和擬建裝機容量超過300萬千瓦的巨型水電站將超過10座。⑥其他如15萬千瓦以上的水電站將有104座，5萬到15萬千瓦的水電站72座，而小於5萬千瓦的水電站則難以計數。這些密密麻麻的水電站如果真的從規劃變為現實，將會徹底改變河流的自然河道，把河流變成由若幹層級組成的階梯。

規模龐大的水電開發給生態環境帶來嚴重影響，這已成為一種常識。即便不談大壩的密集建立會造成河道枯竭，改變和破壞生物的棲息環境，人們隻需了解一下西南地區的特殊地理結構，也會有足夠的理由表示擔心——因為，目前西南地區所規劃的河流水電站都處在地震的活躍帶上：岷江流域有龍門山地震帶，大渡河流域與雅礱江流域有爐霍—康定地震帶，金沙江流域有東川—嵩明地震帶、馬邊—昭通地震帶、中甸—大理地震帶等。一方麵，地震帶的存在給水電大壩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而另一方麵，水電大壩的存在，如前所述，則會加劇地震帶的活躍程度。

既然生態破壞、地質險情等問題如此明顯，那麼，為什麼還要在這片土地上創造“水電王國”呢？是什麼原因使人們縱然知道生態破壞的嚴重性卻依然繼續水電開發的行動？下麵，我將通過反駁兩種流行的但並不準確的觀點，來提供基本判斷：

1.人們通常認為，水電開發商以及支持水電開發的政府官員和部分學者，都是出於經濟利益的刺激而行動的；仿佛他們從未考慮過“環境保護”，完全就是利欲熏心的“自然之敵”。

然而，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因為，這些人如此積極地要求大規模開發水電，其中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水電開發有利於生態保護”！在支持者看來，大規模地修建水電設施，不但不會帶來局部的破壞，反而會在整個中國的範圍內有利於生態環境的整體改善。因為相對於使用煤炭的火力發電而言，借助河流的水力發電更加環保。水力發電不會像燃燒煤炭那樣汙染空氣，水資源也不像煤炭那樣屬於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有人做過測算，在長江三峽工程全部投產後，中國每年可減少燃煤5000萬噸，減少排放二氧化碳約1億噸、二氧化硫200萬噸。因此，支持水電大開發的人認為，恰恰是出於生態保護的考慮，應該調整國家電力格局，加速發展水電工程，不能再讓全國電力70%以上都是火力發電的情況繼續下去了。

可見，水電開發的支持者並不是頭腦簡單的環境破壞者。相反，他們同樣承認環境保護，同樣以“環境保護”充當支持其行動的關鍵理由。不僅如此，他們的另一個理由是：雖然水電開發會影響西南地區的生態環境，但由於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仍將繼續其“經濟發展優先”的戰略並計劃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因此，這就必定需要充足的能源作為保證。專家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全國用電總量將達到4.3萬億千瓦時，屆時裝機容量將達到9億千瓦。但是截至2002年底，中國的發電總裝機容量僅為3.5億千瓦，年發電量僅為1.65萬億千瓦時。所以，這要求中國在未來20年內年均新增裝機容量必須超過3000萬千瓦，才能滿足電力需求。正因如此，以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等三大水電基地為主的西南水電大開發成為人們心中最理想、最可行的途徑。根據國家電力規劃，到2020年，這三條河流流域的水電投產規模將達到5170萬千瓦，開發利用率為62.5%，從而幫助實現國家的經濟目標。

由於存在上述兩點理由，因而，即便大規模水電開發的負麵效應足夠明顯，即便人們非常不願意破壞自然環境，他們也似乎沒有什麼更好的其他方案；為了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和福利提高，他們隻能“不得已地”選擇對河流生態造成破壞的水電開發工程。就此而言，當前中國生態破壞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某些人赤裸裸地反對生態保護，而在於中國所處的經濟階段及其強烈的經濟發展訴求，導致決策者和學者必須在“不影響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選擇技術方案。迄今為止，中國尚未在技術上找到一條與水電開發相比既可大量獲取能源但又不必嚴重損害環境的有效途徑。

2.還有一些批評者認為，水電開發等大型工程導致的環境破壞，是因為中國的政治製度不夠民主。基層生存的民眾的環保意見不能得到有效表達和認真考慮，因此，一旦政府與開發商達成協議，那麼修建水電大壩的決策方案就形成了，而民眾在生態環境方麵的各種要求則被忽視。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批評所依賴的一個基本預設——即，當地民眾堅決要求保護生態環境、維持原有生存方式——在中國現階段很可能不能完全成立。因為，這些擁有大量自然資源、並且正在或即將進行大規模開發的地區，同時也是中國長久以來的欠發達地區！當地的人們，不僅政府也包括普通民眾在內，對經濟發展與生活富裕的渴望由來已久。在擺脫貧困、追求寬裕的生活這一訴求麵前，生態保護的重要價值顯然不會被民眾視作絕對優先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即便任何民眾都能直接發表意見並參與決策的製定，我們也仍然不能樂觀地斷定，在這些經濟較為貧困的地方，經過民主程序而獲得的結論就必然是“放棄經濟發展、維持自然原貌”。畢竟，任何政治上的問題，最終是由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決定的。當地民眾和政府對貧窮的世代恐懼甚至憎惡，可能令他們很難拒絕水電開發這一致富捷徑。對於這一點，讚同西南水電大開發的人士曾舉過兩個例子予以論證：

在四川雅安的寶興縣，全縣人口5.7萬人，2004年縣財政收入1665萬元，人均財政收入292元，生存環境是很差的，是財政貧困縣，人民生活及生命沒有保障。如果將全縣的水電124億瓦開發出來，將使財政增加2億元收入，縣地稅收入增加7000萬元，是目前縣財政收入的4.5倍，將大大改善人民生存環境。政府將有能力為人民解決交通、醫療、辦學、扶助貧困等問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環境改善。

生態文明研究四川地震與中國的生態文明在雲南省怒江州，州財政收入目前僅為1億元左右，財政自給率為14.7%。2002年末，怒江州還有22萬人處於貧困線下，占農業人口的50%以上，存在大量極端貧困人口和絕對貧困人口，其貧窮落後程度超乎許多人的想象。而開發怒江水電將對怒江州的財政貢獻達80億元，其中地稅年收入可以增加27億元，足以使怒江州徹底擺脫貧困。

由此可見，水電開發之所以能夠得到同意與支持，主要原因仍在於顯而易見的經濟效益，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效益。一方麵，對於原本比較拮據的政府來說，經濟效益的增長可以證明其政績；另一方麵，對於原本比較貧困的民眾來說，既然資源開發也理想地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那麼，他們是不會有什麼不可讓渡的原則性理由去反對水電開發的。即便當地民眾對水電開發表示不滿，那也主要不是因為開發商破壞了生態環境和他們原先的居住處所，而是因為他們在承受了這種破壞的代價後，未能獲得合理而滿意的補償，生活水平未能提高到期待的標準。就此而言，在中國現階段，與生態環境保護構成最大張力的，仍然是國人對經濟增長的普遍熱情和對經濟發展的普遍需要。這種熱情和需要不但體現在政治決策的運作過程中，也體現在普通民眾的社會心理中。

三

中國目前所麵臨的生態問題，當然不限於水電開發帶來的環境破壞。但是，水電開發卻是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中國環境問題及其成因的典型例子。中國經濟的現有狀況和規劃目標難以使人們設想一種不以能源的開發和消費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式。從這個角度看，假如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個人的生活富裕是一個不可改變(也不應輕易否定)的要求，那麼，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和思路就成了當務之急。實際上，隨著環保主義者的呼聲越來越高、生態環境的真實情況越來越嚴峻，中國的領導人已經開始調整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政策，以獲得有利於環境保護的技術方案和經濟增長思路。他們把這種謀劃稱之為“生態文明”，其典型表述是：

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汙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製，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

但是，隻要對比一下“工業文明”、“農業文明”等術語就會發現，“文明”不僅意味著人們所使用的技術工具和主要生產方式，還意味著人們怎樣使用這些工具、怎樣被組織起來從事生產、由此又構成了怎樣的交往關係。更重要地，“文明”意味著人們在這些活動中形成的世界觀念、倫理觀念和自我觀念。由於“文明”是一個描述人類生活的整體性概念，因而，任何置於該概念之前的術語，都是在試圖表達某種特定類型的生活整體性。而由該術語所刻畫的那個要素，則被認為能夠貫穿並影響人類存在與交往的各個方麵，構成其基本特征。所以，如果“生態文明”是有意義的，那麼，它所表達的就應該是一種充分考慮到生態環境之重要價值的整體性的生活方案——除了技術層麵和經濟活動，該方案還涉及政治製度、日常行為和精神觀念等各方麵的生態轉向。

在這個意義上，“生態文明”注定是一種具有特定善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完備性觀念(com-prehensiveconception)。“生態文明”不是指“文明中的生態層麵”(ecologicaldimensionsincivilization)，而是指一種“具有生態風格的文明”(civilizationwithecologicalstyle)。所以，“生態文明”是一個比“非人類中心主義”、“環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等觀念更為廣泛而全麵的範疇———它不但與“非人類中心主義”一樣擁有注重保護非人存在物的思想基礎和哲學基礎，而且還要求把這種思維方式與人類的各種實踐活動結合起來，構成一個整體；它不但與“環保主義”一樣謀求生態環境的完整性，而且考慮如何在不傷害這種完整性的基礎上，依然保證人類社會發展的合理增長；它不但與“生態社會主義”一樣批判對資本和經濟利益的單純迷戀，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還回避了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爭論與糾纏，指示出一條可供東西方國家共同訴求和參考的發展路徑。

對中國而言，生態文明的理念也是國人對過去數十年自身發展方式的一種反省和改善。四川地震與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之間的關係，不僅在於前者所導致的巨大破壞令國人更加迫切地意識到邁向一種生態型文明的必要性，而且在於地震對當地以往文明成果的摧毀，令國人有可能按照這種文明理念來規劃他們的新生活———盡管獲得這種機會的代價實在太大！在地震之後，由中央政府8月12日發布的《汶川地震災後恢複重建總體規劃(公開征求意見稿)》已意識到地震災區原先所承受的生態破壞，並用專門的篇幅討論了當地的自然生態重建以及根據生態學規律進行社會重建的問題。

該《規劃》提出，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將規劃區的土地空間劃分為適宜重建、適度重建、生態重建等三種類型。針對原先存在的因工業園區建設、大型水利工程建設所導致的環境破壞問題，該《規劃》特別提出，要合理引導受災企業原地恢複重建、異地新建和關停。在產業布局方麵，適宜重建區應全麵發展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適度重建區應重點發展以旅遊、生態農業為主的特色產業，嚴格控製工業園區的規模，撤並或遷建不具備恢複重建條件的工業園區；而生態重建區應在不影響上述主要功能的前提下，適度發展旅遊業和農林牧業，嚴格限製其他產業，原則上不得在原地恢複重建工業企業。此外，該《規劃》還計劃通過自然修複與人工治理相結合，修複生態公益林728萬畝，退耕還林、封山育林、人工造林187萬畝，退牧還草233萬畝，逐步恢複受損植被；在岷江、嘉陵江、涪江上遊地區和白龍江流域實施生態修複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麵積2073平方公裏，逐步恢複水源涵養、水土保持等生態功能；恢複重建災區環境監測監管設施，提升環境監管能力；加強生態環境跟蹤監測，建立災區中長期生態環境影響監測評估預警係統。

這些決策若能落實，無疑讓人欣慰。然而，人們也完全有理由擔心，這些規劃在未來的執行過程中是否會打折扣？更進一步地，有人可能質疑：怎能指望僅僅提出“生態文明”的理念，就改變當地人的生存方式甚至扭轉文明的發展方向呢？畢竟，提倡生態文明是一回事，但可行地建設生態文明則是另一回事。倡導“生態文明”的人們必須回答，“生態文明”在中國何以可能？又何以可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在本文的篇幅內無法充分展開的議題。但本文即將結束之際，我將予以簡要的回答：

第一，“生態文明”在中國的提出並非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國的任何問題和決策及其實施情況，都要比旁觀者所想象的複雜得多。在當代中國，不是隻存在一種聲音，而是存在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多種聲音。前麵所引述的反對西南水電開發的學者的觀點就是一個印證。他們的聲音同其他環保力量的聲音一道，其實一直都在中國社會發揮影響。隻不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發展以及環境破壞程度的加劇，他們的聲音也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由於中國政府具有巨大的話語權力和動員能力，因而，一旦政府增強了生態保護的意識，那麼，提出並推廣“生態文明”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在生態環境日益嚴峻的狀況下，中國的執政者不會不意識到或觀察到那種不顧及生態保護的建設思路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遭遇了諸如此次四川地震等巨大災害之後。

第二，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也一直存在著順應天地四時、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觀念。在中國人的思想脈絡中，從來沒有把人從自然中剝離出來並征服自然、淩駕自然的主張。相反，中國的經典思想家更願意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更願意把中國式的理想人格設計成一生態文明研究四川地震與中國的生態文明

個能夠理解天地節奏的存在者。相應地，一個人的完整性及其生活的成功，也必須包括他對自然界的尊重及其相互理解。這些源自中國的軸心時代並不斷影響後人的觀念，更在意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溝通，而不是相互對峙。就此而言，“生態文明”的理念和方案之所以在當代中國被提出後得以迅速流行，尤其是得到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的讚賞，主要原因就在於它呼應了中國思想傳統中的一個從未中斷的重要維度。毋寧說，生態文明及其精神基礎，是中國式生活哲理的一次複歸。

第三，盡管我們在前麵指出，中國普通民眾的經濟夢想和利益訴求也應為生態環境的破壞承擔責任，但必須注意到，他們的這些夢想和訴求仍然受製於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後者才是他們的根本目標。中國的普通百姓或許不像思想家那樣去思考人與自然的哲學關係，但他們會非常實用地考慮和設計自己的生活。他們的全部想法及其相應的行動，都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富裕、更體麵、更有希望、更加美好。因此，當他們陷入貧困時，他們會非常渴望憑借任何合法的手段去擺脫貧困(盡管這些手段可能給生態環境帶來巨大破壞)；然而，當他們發現環境的破壞竟然足以阻礙他們繼續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時，他們又會對原先的致富手段進行製約。諸如此類的情況看似十分矛盾，但實際上它們又相安無事地共存於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其日常心理之中。因而，這被許多研究者稱之為“中國百姓的實用主義”。正是這種實用主義的存在，為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可能有效的群眾基礎。當然，同樣是基於這種實用主義，決定了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不能單純強調生態保護，而忽視民眾的經濟訴求底線。畢竟，“生態文明”不等於“生態主義”，它必須在自然生態的健康與民眾生活的健康之間保持恰當的平衡。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文明”作為一個足夠寬泛的環保概念，之所以會在中國首先提出，正表明了中國的生態問題和社會問題的複雜程度與複雜關係。任何一個關注和討論“生態文明”的人，都必須首先意識到這一點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