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曝“暗箱操作”黑幕 中方入場屢次受阻

　　12月8日，代表歐盟出席峰會的瑞典環境部長卡爾格倫表示，歐盟決定撤回2020年最多減排30%的目標，藉以向中美施壓，逼中美提高減排承諾。中國代表團強調，中國已履行限排責任，西方國家不可能再要求中國提高減排量，指要求不合理。歐盟早前表示，將在2020年前最少減排20%溫室氣體(以1990年為基準)，並稱可把目標提高至30%，但前提是要其它國家做出“可比擬”的承諾。

　　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蘇偉在會議中心C7區召開中外媒體見麵會，這是中國代表團曆史上首次舉行中外媒體新聞發布會，會上，蘇偉猛烈反擊歐盟，並對日本和美國也提出批評。

　　蘇偉指出，發達國家減排是應當履行的國際義務，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采取的是自主減排措施。歐盟將他們應該承擔的國際義務同中國國內自主減排行動相比是不厚道的，歐盟將其減排20%和中國單位GDP減排40%目標相比較是不合適的。

　　對歐盟近期表示拿出100億美元資金的方案，蘇偉稱100億美元聽起來很多，但全球人均不到兩美元，在丹麥連杯咖啡都買不起。咖啡(cofee)和棺材(coffin)發音在英文中非常相近，蘇偉稱：“也許是我聽力不好，我同事說，兩美元可能還不夠買塊棺材板呢。”

　　而就在此時，氣候峰會又曝出“暗箱操作”黑幕。由東道主丹麥擬訂的協議草案內容，被指太優待發達國家，惹起發展中國家不滿。草案設定將氣溫上升幅度控製在兩度以內為目標，並“支持到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半的目標”。草案未寫入所有發達國家到2020年的減排數值，被環保組織等批評為“內容軟弱”和“缺乏具體性”。

　　有外交人員透露，這項協議用意顯然是讓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其它富國領袖與會後，可以強行通過協議。英國《衛報》率先披露外泄草案後，英國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指這份黑箱作業文本，完全沒照顧發展中國家權益，甚至剝奪發展中國家參與協議製訂的權利。

　　同時，由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另起爐灶提出的另一份議案內容，主張延長將於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

　　這場火藥味明顯的發布引來近200名中外媒體記者，由於場地限製，僅有70人進入發布會現場，許多境外媒體不得不在場外展開新聞大戰。

　　國際能源機構執行幹事田中伸男表示，哥本哈根峰會一旦失敗，將為全球經濟帶來每年5000億美元(約3.9萬億元)損失。

　　另據媒體報道，9日早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在進入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貝拉中心會場時，由於技術上的失誤被拒絕入場，這已是連續第三天受阻。對此，中國代表團對大會的組織工作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財經網）

直擊哥本哈根 中國代表：發達國家已占用太多排放空間

　　“歐盟代表今天下午在發布會上拿中國與歐盟做比較不厚道。”參加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氣候談判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8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

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蘇偉在新聞發布會上再次闡明中方態度。

　　“歐盟代表今天下午在發布會上拿中國與歐盟做比較不厚道。”參加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氣候談判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8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

　　當地時間12月8日下午，中國政府的第一場麵對外媒的新聞發布會上，蘇偉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並再次闡明中方態度。他說，氣候變化問題主要是發達國家的曆史排放引起的，他們已經占用了太多空間，應該把剩下的空間留給發展中國家。

“歐盟不是內部目標，是國際義務”

　　歐盟談判代表當天下午在氣候大會的一個發布會上說，中國不久前提出的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減排目標是內部目標，歐盟的減排目標也是內部目標。既然來到哥本哈根，應把各自的目標放到談判桌上來比較。

　　回答記者有關中方對此有何反應的提問時，蘇偉說，首先，歐盟關於中國最近公布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減排目標是內部目標的表述是對的。他說：“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根據自己的發展階段，本著對全人類負責的態度，來自主決定所要采取的減排目標，這完全符合《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原則，也體現了‘巴利路線圖’的要求。”

　　“但歐盟把中國的內部目標和自己的內部目標相比不厚道。”蘇偉說，根據《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所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是不同的。IPC C希望，發達國家到2020年應在1990年基礎上總體減排25%-40%，這應當是國際義務，而不是內部目標。而中國的自主減排目標，是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行動。這種比較不合適，兩者不具可比性。

“發達國家已占用太多排放空間”

　　蘇偉指出，無論是歐盟，還是日本提出的減排目標，距離發展中國家的要求相距甚遠。根據《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規定，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問題，主要是發展。而美國和日本已經過了他們的發展階段，排放量還在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是有限的。發達國家已經占用了太多排放空間，他們的排放量不應該再增加，應該把剩下的排放空間留給發展中國家。

　　對於發達國家提出的100億美元“快軌”資金援助，蘇偉評價說，這遠不能達到發展中國家期望的水平。

■記者觀察

　　20塊錢，有什麼意義？

　　昨天下午中國代表團新聞發布會結束之後，走出大廳，我正好遇到非洲國家代表團的聯合抗議。來自非洲國家代表團和NGO的成員，高喊著“升高2°C，就是自殺”的口號，在大廳中央舉行了一次小型集會，自然成為歐美記者的鎂光燈焦點。

　　來自尼日利亞的Emmanuee告訴我，過去幾年，他的家鄉農村連續遭受洪水和幹旱交替困擾，而在十年前很少出現這樣的情形。Emmanuee說，他們的抗議，不但是為非洲爭取，也是為所有發展中國家爭取。

　　沒有好的收成，這件事在非洲，和在中國的含義不太一樣。

　　在非洲，沒有好的收成，甚至絕收，就意味著饑餓和寒冷，而在中國，以糧食種植為代表的第一產業收入，在廣闊的農村地區，已經退居二線，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加工製造業帶來的豐富的工作機會。雖然收入和城市居民相比不算高，但仍然足夠一個村莊在荒年購買填飽肚子的糧食。

　　正因為如此，非洲的NGO組織，關注氣候變化對農業以及貧窮人口的經曆已經有多年。一些農民曾經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在短暫地解決了生計問題之後，他們之中的一部分，選擇為主動減緩氣候變化作鬥爭。

　　這是一項更複雜的社會工作，更難以想象的是，這些工作往往都是由過去沒有過社會工作經驗的人來完成———他們中的部分人，之前是最普通的村婦。

　　來自烏幹達東部地區的Constance，2007年前，是7個孩子的母親，現在她變成了一個地方性的應對氣候和貧窮NGO機構的組織者。當地政府送給她的組織一些烤麵包用的香料，以示鼓勵，但卻無法提供更多的幫助。她的工作是：向醫院無償索取藥品，然後再發給她最需要幫助的鄰居。這個組織有三個像她一樣的領導者，每個人負責不同領域的工作，同時有多個協調員，聯係不同的村落。

　　Constance從一個家庭婦女轉變為一個社會工作者，維持窮人幫助機構的運轉，這是非常艱苦的事情，沒有任何報酬，隻靠誌願來完成，所以在她的國家，她變成了明星。但她的組織遇到了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如果有一筆錢，或許不是很大的一筆錢，能夠投向她所在的組織，她就能繼續維持運轉，能夠幫助當地的窮人，逃離死亡。

　　但這筆錢來自何方？

　　這就是氣候變化資金援助最微觀和最直接的含義，發達國家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在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它意味著更好的發展，意味著這個龐大的經濟體能夠為減緩氣候變化作出更多貢獻；而在像烏幹達一樣的最不發達國家，它的意義是生存。

　　這件事還可以具體到一個數字，發達國家集團承諾到2012年為發展中國家緊急提供100億美元資金援助，平攤下來大概發展中國家每個人，有20多元人民幣。

　　接下來的10天，剩下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每個人隻能得到20多塊錢人民幣的幫助，這些錢能做什麼？另一個問題是，Constance得到的幫助是否應該比20塊錢更多？畢竟，20多塊錢，在哥本哈根街頭，真的還不夠買一杯咖啡。(南方都市報 楊傳敏)

中國聲音：拿中國與歐盟做比較“不厚道”

　　12月8日電 “歐盟代表今天下午在發布會上拿中國與歐盟做比較不厚道，”參加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氣候談判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8日在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

　　歐盟談判代表當天下午在氣候大會的一個發布會上說，中國不久前提出的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減排目標是內部目標，歐盟的減排目標也是內部目標。既然來到哥本哈根，應把各自的目標放到談判桌上來比較。

　　蘇偉說，首先，歐盟關於中國最近公布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減排目標是內部目標的表述是對的。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根據自己的發展階段，本著對全人類負責的態度，來自主決定所要采取的減排目標，這完全符合《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原則。根據《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所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是不同的。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測算，發達國家到2020年應在1990年基礎上總體減排25％到40％。蘇偉說，這應當是國際義務，而不是內部目標。歐盟現在把他們應承擔的國際義務和發展中國家中國所提出的國內自主行動目標相比較，是不厚道的。這種比較不合適，兩者不具可比性。此外，歐盟現在提出的所謂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0％到30％的目標，與發展中國家要求其減排40％的目標也相差很遠。

研究報告：歐盟減排20％太低了

　　瑞典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和環保組織地球之友9日在哥本哈根聯合發布研究報告說，歐盟把中期減排目標由20％提高到40％是可行的，在經濟上沒有太大負擔。世界自然基金會等環保組織當天也舉行新聞發布會指責歐盟承諾減排20％“太低”。

　　瑞典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和地球之友當天發布的研究報告認為，到2020年，歐盟應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至少40％才足以幫助避免氣候變化至危險水平，並償還多年大量排放所欠下的“氣候債”，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強烈要求，對歐盟來說也是“可行的，並且可以負擔得起的”。（新華社 楊駿 徐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