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點思考

　　文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亦楠

　　責編：郭芳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35期）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麵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在2017年7月26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習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仍然需要保持和發揚馬克思主義政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要勇於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我們要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中贏得主動，要在新的偉大鬥爭中贏得勝利，就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把握國家未來發展的一係列重大戰略問題，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

　　西方經濟學不是靈丹妙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

　　1.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式微和薩繆爾森臨終前的反思

　　2009年2月，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人、94歲高齡的保羅·薩繆爾森在臨終前最後一版《宏觀經濟學》中，寫下自序《一個折衷主義者的宣言》，作為60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和經濟學發展的思考總結。值得高度關注的是，西方經濟學泰鬥薩繆爾森清醒地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弊端，認識到經濟和經濟學的發展其實"一直在呼喚折衷主義者臨危受命"。

　　薩繆爾森寫道："折衷主義在今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全球經濟正麵臨一場可怕的雪崩……諸多現存教科書都曾推崇得意過早的自由主義，一直為自由市場的金融成就歡呼雀躍，不斷為解除管製、取消監管等自由主義改革而推波助瀾。然而這場慶典的苦果，卻隻能是瘋狂至極的樓市和股市轟然崩潰，而釀成目前這場金融危機……無論是無管製的資本主義製度還是過度管製的中央計劃體製，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社會。這一點已為經濟史所證實……隻有當社會經濟航船平穩駛向'有限的折衷'這個新的海域，我們才有可能確保全球經濟恢複到充分就業的理想境界。在那裏，社會進步的果實將能更加公平地為所有栽培過它的人們所分享。"

　　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到2016年西方民主政治出現危機，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世界動蕩觸動了歐美學術界大反思。不僅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福山、皮凱蒂等很多著名學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表達了對"新自由主義已死"的認同。林毅夫教授根據世界銀行對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的調查研究結果指出："事實證明，迄今為止還未看到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發展理論來製定推行政策是成功的。少數幾個發展績效或轉型績效比較好的經濟體，所推行的政策從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都是錯誤的"。當前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對國內那些每當經濟下行就主張"政府全麵放開、自由民主政治"來"救市"的學者是個重要警示，"西天取經"並非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

　　2.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麵臨著社會深刻變革所提出的新課題

　　西方經濟學的生產要素價值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一直被視為根本對立、不可調和。前者認為"價值是由土地、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所以分配就該工人得工資、資本得利息、土地得地租"。後者則認為"隻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所在，剩餘價值是社會財富積累的唯一來源"。生產要素價值論一直被馬克思主義學者視為資產階級維護資本主義剝削的理論武器，是必須批判的"主觀唯心論"。

　　勞動價值論科學總結了曆史上的社會發展實踐，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分析在蘇聯十月革命、世界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革命等20世紀一係列重大事件中得到驗證，二戰後蘇聯迅速工業化、東歐國家經濟迅速增長的態勢曾令世界矚目。但後來形勢發生逆轉，被認為"腐朽、垂死"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斷煥發生機，而社會主義陣營卻陷入嚴重衰退以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這一巨大反差用傳統的勞動價值論難以解釋。

　　當前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可再生能源"為核心的第四次重大技術革命則對傳統勞動價值論提出了更大更嚴峻的挑戰。比如，在越來越多的智能機器人(22.720,-0.13,-0.57%)進入生產和服務領域、取代人類勞動的現實下，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占比日趨減少；如果沒有剩餘價值可占有，資本主義製度還何談"剝削"呢？剩餘價值還是社會財富積累的"唯一來源"嗎？

　　傳統勞動價值論還會導致對"中國道路和中國改革"的認識分歧。比如有人已經產生疑問: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巨大成就和巨量社會財富積累，難道是對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剝削嗎？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鼓勵私營經濟和混合經濟，難道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嗎？

　　所以，傳統的勞動價值論是否絕對正確，還是僅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正確，亟須結合曆史和現實、國際和國內形勢深入思考，並針對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重大現實問題給出有說服力的回答。

　　2001年習近平同誌在擔任福建省省長期間發表的《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一文（《東南學術》2001年第4期）就曾指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時被抽象掉的許多因素，恰恰是正在對生產或流通過程發生作用的人的主觀因素。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人的主觀因素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的認識方麵，遠不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論述得那樣全麵和深刻。"

　　然而，在當前理論及經濟學界仍然存在一些僵化教條的認識：無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已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做出的重大發展的事實和20世紀以來高科技革命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仍把160年前馬克思《資本論》中的每句話都當作已涵蓋一切、永遠適用、不能改動的"金科玉律"，對現實問題或避而不見，或牽強附會，或做出與現實完全相悖的結論；同時，對所有提出"傳統勞動價值論需發展完善"的新觀點新思路，都指斥為"背離、歪曲、庸俗化了馬克思主義"。如果這種"教條主義"的風氣不改，還何談馬克思主義要在實踐基礎上理論創新，何談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應重視兩個問題

　　1.理論的重點研究對象應由"生產關係"轉向"生產力"

　　1984年鄧小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講話中提出了兩大"曆史之問"，即"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為何鄧小平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革命勝利35年之後，竟提出這樣的疑問且認為"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呢？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正麵臨重大轉折，而這個問題觸及到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個從未明確回答和解決的根本問題，即"生產力和階級鬥爭，誰才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原動力"。

　　20世紀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此問題上犯過政策路線錯誤。由於把"階級鬥爭"當作曆史前進的根本動力，所以"消滅剝削"的唯一途徑是"消滅剝削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也以"生產關係"為研究重點，發展了一整套"以階級鬥爭為綱"及如何進行革命的理論。要深刻汲取文化大革命、蘇聯解體等曆史教訓，需要從經濟理論進行反思。鄧小平結合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成敗得失，在提出兩大"曆史之問"後做出明確回答："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在於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社會生產力是決定社會曆史發展的最終決定性力量"。1992年鄧小平又提出了著名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並未提"所有製"。既然生產力才是決定社會曆史發展的"最終決定性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果斷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或"以階級分析為綱"）推動曆史進步的傳統觀點。隻有把研究重點從"生產關係"轉向"生產力"，才能對現實經濟建設具有解釋力和預測能力，才能正確評估國內外各種矛盾的性質並妥善應對，才能避免在具體方針政策上陷入"老路、邪路"的糾纏，才能真正理解小平同誌"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的深刻內涵。

　　2.時代發展需要新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本是同宗（都起源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當下均麵臨著創新發展的挑戰。在新一輪重大科技革命正前所未有地改變人類社會的形勢下，兩者之間的分歧是否依然不可調和？

　　2016年9月出版的《何祚庥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介紹了一個有趣並相似的案例，即物理學史上曠日持久達200年的"光的本質"大爭論——光到底是粒子還是波。1905年愛因斯坦討論光電效應時引入一個普朗克常數h，將爭論雙方統一為"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論，使人們對光的本質有了更全麵深刻的理解，不僅結束了爭吵，還觸發了20世紀物理學的重大革命——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出現。何祚庥教授提出，經濟學理論方麵能否借鑒物理學"從爭論到統一"的曆史經驗、借鑒黑格爾所揭示的思維認識發展規律——"正反合"辯證法，實現優勢互補從而更全麵更深刻地認識世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呢？這並非一個物理學家的"異想天開"，樊綱、薩繆爾森等國內外經濟學家的文章著作也都反映出這樣的思考。這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有的寬廣視野和長遠眼光。

　　何祚庥教授指出，要打破傳統勞動價值論解釋當代社會的局限性，一是要把"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個最重要的時代特征納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係；二是根據馬克思《資本論》已觸及但並未深入的"效用即使用價值"思想，完全可以建立一個包括科技進步和市場創新在內的、"勞動和效用"相統一的新勞動價值論。"新勞動價值論"並非是對傳統勞動價值論的否定，而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彌補了馬克思因年代所限對"科技進步等腦力勞動的重要性考慮不足"的缺陷。就像牛頓力學和相對論的關係一樣，傳統的勞動價值論適用於科技發展較慢的時代，在科技進步突飛猛進特別是智能機器人正全麵進入三大產業、已成為創造社會財富重要力量的當代社會，傳統勞動價值論如果再不發展和修正，無異於"自廢武功"，走入既無法解釋現實、更無法把握未來的死胡同。

　　研究新勞動價值論對當下中國改革具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可以深化對當代社會生產關係的研究。科技進步與市場創新是改革開放以來巨量社會財富積累的主要來源，若繼續沿襲傳統勞動價值論的階級分析方法，對當前社會各階層及社會角色仍從"剝削者或被剝削者"角度定位，將科技進步帶來的先進生產力視為"直接或間接加強了資本對勞動的支配和剝削"，將嚴重阻滯中國現代化進程。二是對西方經濟學的缺陷進行有效匡正。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實踐證明，用邊際效用論推導出來的"一致均衡""帕累托最優"狀態從未出現，反而屢屢發生"市場失靈"，"政府全麵放開、自由化、私有化"並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最優選擇"。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必須有政府和市場"兩隻手"共同發揮作用。

　　凝聚共識，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貢獻智慧

　　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衝擊正在到來的新形勢下，全麵深化改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當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經濟理論學界凝聚共識，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貢獻智慧。

　　實踐已充分證明，"公有製+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自由化+私有化"也不是靈丹妙藥;生產力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計劃"和"市場"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經濟手段，前者不是社會主義專屬，後者也不是資本主義專屬。所以，改革不是改向資本主義，而是把影響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障礙都改掉；開放也不是把資本主義引進來，而是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要求需要開放。經濟學界應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以更寬廣的視野和更長遠的眼光重新審視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矛盾，深入研究事關國家未來發展的一係列理論問題。比如，現階段該如何處理"發展和分配、效率和公平"之間的矛盾？科技創新該如何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牛鼻子"即"人工智能"？教育改革該如何應對智能機器人對當代及後代人就業的嚴峻挑戰？能源革命該如何避免重走發達國家已背上沉重包袱、已決定淘汰的老路？等等。

　　正如習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所強調的："當代中國正經曆著我國曆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曆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